故鄉的雨胡同的散文
窗外，細雨菲菲，柳絲飄飄。我獨自守在窗前，悠閑地讀著現代詩人戴望舒的名作《雨巷》“撐著油紙傘，我獨自彷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著/一個丁香一樣的/結著愁怨的姑娘……”讀著讀著，我的思緒一下子便飛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故鄉……
我的故鄉，屬于北國，屬于鄉村。確切地講，雖然我們那里也把“大街”叫作“街”，可“小巷”當時似乎并不叫“巷”，而是叫做“胡同”。入村要問誰家住在哪里，一般都是這樣回答：哪條胡同里的哪棵什么樹旁邊。
我的老家祁堂村，是豫東平原上一個極其普通的村莊。村子幾經外遷，稀稀落落，只有七八十戶人家、三四百口人。記得當時，村中能夠稱得上“街”的，應該說也就“三條”，甚至可以說只有“兩條半”。因為除了一條東西主街和一條東北西南走向的斜街貫通全村之外，而那條南北街僅僅只是將主街和斜街連在了一起，根本就不是一條整街。那時村里的人們來來往往，一家一戶大多還是靠“胡同”溝通。
如果我們把村莊看作是一個生命體，那么街道和“胡同”就構成了村莊的血脈。在早年的記憶里，我的老家位于主街的北面，老宅的左側就是一條“胡同”。那條胡同與南北街平行，將三條街構成的直角三角形分割成了兩半，一半為一個小直角三角形，另一半卻成了一個直角梯形。作為一條直角邊或梯形的上底邊線，它整體上顯得并不悠長。
老家的這條“胡同”，看起來既簡單而又質樸。它窄窄的、直直的，絕沒有江南小巷的那種曲曲折折，也沒有江南巷子的影影綽綽，這倒正好印證了一條歇后語：“小胡同里扛扁擔——直來直去。”我曾走過一些地方，北方的胡同大抵如此。它的方向感非常明確，東西向就是東西向，南北向就是南北向。它雖然細細的，看起來有些羸弱，但它從不扭扭捏捏、遮遮藏藏。
故鄉的“胡同”，說到底，其實就是一條黃泥小徑。它沒有江南巷子里的青石板，走起來“噠噠”地作響，也沒有江南巷子兩邊逶迤的花墻，但小徑走得人多了，也就踩得瓷瓷實實的。天晴的時候，硬硬的，帶些土絲兒，千層底布鞋踩上去很是舒適；下點小雨，上面略微出現些油泥，看上去明兮兮的，光著個大腳板走過來，涼涼的，光滑而又潔凈。
故鄉的“胡同”絕不寂寞，一家一戶，前后銜接，毗鄰而居。同住的不但是多年的老街坊，而且同宗同族、血脈相連，有的甚至就是骨肉至親。這條胡同里的每家每戶，都能夠和諧相處。即便是有點磕磕絆絆的，也很快地被穿街而過的柔風和自然淳樸的鄉情撫平了。
胡同的兩邊，一家一戶盡管看起來極為相似，有的是半截泥墻，有的是籬笆院落，有的是自己做個柴門，隨意半開著，有的則連個柴門也沒有，就那樣任其自然敞蕩著，還有的在屋山的一角栽上一棵棗樹，有的在柴門一邊植一棵香椿樹。
老家的雨，也不比江南的雨。江南細雨霏霏，如煙似霧，輕柔彌漫，溫潤得好像一位多情的少女；故鄉的雨，則是那種白蕩子雨，性格爽朗，來得急，去得也快。一片烏云翻墨，一陣亂風刮過，豆大的雨點“砰砰啪啪”滾落著，很快天上地下便連成了線，天地間如織網一般。胡同里的小路上，初開始還是明兮兮的，接著就汗珠滾落了。
雨水，嘩嘩地流淌著。房頂樹下，滴滴答答，啪啪作響，胡同頓時成了一個宏大的揚聲器。一家一戶的院子里，碧綠的泡桐葉片變得油光發亮，早已托不住那大捧大捧灑落的玉珠，地上開始由濕潤變得光滑，繼而四處開花，“砰砰啪啪”，萬斛珠玉在跳躍、在匯集，擁擠、疊加成晶瑩透亮的雪浪花，一會功夫從大門口籬笆縫隙擠擠扛扛地涌出來，如一鍋鍋沸水，翻滾著，騰躍著，又如一朵朵煙花瞬間綻放而又瞬間消弭。有時，上面還漂浮著些奇形怪狀東西，像運河里來往的船只，它們前呼后擁、前仆后繼，一條“胡同”一時間變成了一條沸騰的河流。
這時，一群七八歲的孩子，頭頂著大荷葉或大桐葉，一手按著腦袋，另一手掂著鞋子，褲腿挽得老高，彎著腰，赤著腳，排著隊，依次拉開，前后相接，腳尖輕點，一溜小跑，水面上畫出了圓圓的痕跡，像蜻蜓點水，蕩起了無數漣漪，身后濺起了一束束的水花。他們歡呼雀躍，有的`還高喊著“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二回頭，又玩起了相互潑水的游戲，直到一個個渾身濕透，那才算痛快之至！
記得當時，巷子里有棵大榆樹，高高的樹冠恰如一團濃綠的云。我們常常在樹下玩耍，每逢下雨，早早地就能見到無數的螞蟻排著長長的隊伍，黑壓壓的像趕集似的，又像是在做著大戰前的準備。每當大雨如注，老榆樹那皸裂而幽深的溝壑里，雨水靜靜地流淌，恰如一條條細細的雨曝。偌大的一棵樹，晴時樹冠遮天蔽日，遇雨枝枝葉葉一束束水流聚集，這老榆樹也就成了一條龐大的水系。
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那棵老榆樹是“大耳朵家”的。“大耳朵”比我長一輩，按說應該叫她大娘的。初開始聽人們都叫她“大耳朵”，我還以為她真的就是耳朵大，其實不然，“大耳朵”姓朱，她為人愛說愛笑，喜歡插科打諢，不但與同輩好亂，甚至與晚輩也罵著玩，于是，人們便稱她為“大耳朵”。喊的時間長了，歲數與輩分與她一致的，見面就直接稱她“大耳朵”，她似乎也默認了。
有一次，天一連下了好幾場大雨，一個小伙伴在玩耍中不慎跌倒，“大耳朵”卻說：“這回天該晴了！”有人問她：“為啥？”她卻說：“摔倒漢子，曬干場院子；摔倒妮子，下塌屋脊子。”這男孩子跌倒也成了天意。不想這一句話，讓摔倒者和大家都樂了。記得當時，鄉下老家娶媳婦難，勸人不要挑挑揀揀的，“下大雨只要知道往屋里跑”就可以。那意思就是說“娶媳婦只要不傻就行”，而“大耳朵”卻說：“下雨知道往外跑才對。雨來得急，往外跑著收東西，那才真叫做‘不傻’呢！”
在故鄉的“雨巷”里，我印象中不曾飄過丁香一樣結著愁怨的姑娘。要單單說姑娘，還真有一位，人們都叫她“傻大妞”。傻大妞本名叫做“青蘋”，圓圓的面龐真的像個蘋果似的，她十四五歲，扎著兩個牛角辮，見人不愛說話總愛笑。據說，她是腦膜炎留下的后遺癥。每逢下雨，她幾乎都是戴著個破斗笠，披了半塊塑料布，手里拿著個黃色的大口瓶、光著個大腳板在胡同里來回跑著，人問她：“青蘋，干啥的？”她總是把頭一歪，先看著你笑，然后不緊不慢說：“捉蟲子，喂小雞。”下大雨的時候，土墻邊，籬笆上，甚至流水里，還真有一些小蟲子。每次見到青蘋，它的瓶子里都不空。有時是一條精致的“水拖車”（一種蟲），有時是一只螻蛄，還有時是一只蟬蛹，甚至有時就是蟬的一條斷裂的翅膀。那翅膀，薄薄的透亮，水浸不濕，它大約是長尾巴的藍麻嘎子啄落的。
青蘋捉得了小蟲，往往非常地興奮，看到有人跑過來，她老遠便把瓶子舉得老高，邊蹦邊搖晃著，向人打招呼。有一次，我從地里割草回來，正勾著頭往家跑，青蘋笑嘻嘻地伸著瓶子攔住了我。我抬頭一看，瓶子里裝著一只螳螂。那螳螂，青綠色，三角形的腦袋直打轉，眼睛突出，一對細長的觸角一動不動，兩只前足像兩把利斧，脛節如鐮刀，后腹上翹，大模大樣地趴伏在那里，真有些“螳臂擋車”的味道。
在這條窄窄的胡同里，我印象中很少有人撐著傘走過。下地割草的孩子，一般都是脫下鞋赤著腳，把褲腿卷得高高地，背著個草籃子匆匆跑過；小孩子們則弓著腰，來回地趟，打打鬧鬧；從地里回來的大人們，頭戴斗笠，一個個淋得像落湯雞似的，渾身水濕水濕的。
要說“油紙傘”，倒還真有一把。不過，說來似乎有些奇怪。下雨的時候，很少見傘主人從胡同里走過。倒是雨停了之后，才見他掂把傘，穿著一雙高腰膠鞋，晌不晌夜不夜地從胡同里回來。這個人，就是朝舉爺。朝舉爺當時七十多歲了，但身體還硬朗。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國家干部，在城里工作。按說像他這么大年歲，應該在城里安享晚年了，可他卻閑不住，自告奮勇地為生產隊里看護莊稼。
朝舉爺就住在這條胡同的東面，與我家錯對著。他兩間東屋，靠南山墻壘間灶火，北山墻下是秫秸夾起來的簡易廁所，一個院子對著胡同敞蕩著。靠路邊種了一棵棗樹，棗樹每年結的棗子又多又大。朝舉爺為人很嚴謹，家教是出了名的。他平常不茍言笑，小孩子們都很怕他，幾乎沒有人敢摘他家的棗子。不過，等棗子成熟后，他總是拿根棍子在樹下敲敲打打的，落滿一地的紅棗，然后拿出來給孩子們分吃了，這時他會笑著對孩子們說：“種就是叫吃的，但決不能不熟就糟蹋了。”
朝舉爺的那把傘，我不止一次地見過。那厚厚的“油紙”是粗布做的，桐油油的，深黃色，看上去很結實。傘把是一截長長的竹桿，硬硬的，掂在手里像根拐棍。傘托好像一節車轱轆，是很厚實的那種毛竹制成的。傘骨一律是兩根綠豆粗的硬鐵絲擰在一起，支撐頂布的竹條通直而修長。整把傘打開，簡直就像是一頂華麗的車蓋。等到人們雨停后又來到地里開始干活了，朝舉爺這才回家做飯吃飯，因此，每次見到他都是雨停之后。他從地里回來，走過胡同，獨自掂著那把雨傘，不緊不慢的。
大雨過后，那條窄窄胡同里，首先是雞子們從棚子下面跑出來，立在斷墻或籬笆上，抖動抖動身子，啄吧啄吧羽毛，“哏哏哏”地叫幾聲，就追逐著尋蟲子去了。接著，人們頭戴斗笠、腳穿雨鞋，有的還找塊塑料布披上，拿著鏟子或鐵鍬，相互喊著，急匆匆地從胡同里走過，向著自家的地里奔去。這樣的風雨，地里刮倒的莊稼一定會不少。
雨后的胡同里，空氣清新，風景別致，棗樹、柿樹、泡桐樹葉片兒油光碧綠。地上留下的一小坑一小坑的積水，淺淺的，亮亮的，像一面面平靜的鏡子。藍天、白云、房屋，還有綠樹，倒映其中，恰似一幅幅美麗的圖畫……
雨，還在淅淅瀝瀝下著。這大自然的精靈，連接了天地，溝通了今夕。江南的“雨巷”，留在了戴望舒老先生的詩歌里，悠長、悠長而又寂寥；老家的“胡同”，留在了我童年的記憶里，熟悉、親切而又難忘。讀著“丁香一樣結著愁怨的姑娘”，想起故鄉，想起四十多年前那條窄窄的“胡同”，我的惆悵真的如丁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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