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堂弟文章鑒賞
我要說的那位同學，是我在長春冶地校同班同學解云龍。他和我同樣在丁酉年被劃入另冊。
同學中，解云龍在學習上屬于不求甚解派，各門課程，能達到三分以上就行了，不是他不夠聰明，而是他絕不為4分或五分損害自己的腦細胞，在他看來，三分和四分五分沒啥區別。
在五十年代初，人，沒那么多心眼，尤其是我們這些不到二十歲的大孩子，大家能湊在一起，都是緣份，打打鬧鬧有之，為一點小事發生點爭執也時有發生，但不傷和氣。
1954年秋畢業，我被分配到新疆，解云龍被分到了中南的西華山。到了丁酉年之后，有些同學突然失去了聯系，不用問，定是都掉進陽謀的坑里了。我們是在上世紀八十年初才有了點聯系，這還多虧母校的恩師告訴了我他的近況。人生好像一個大圓圈，起點，也就是終點。他東西南北轉了一大圈，又回到了他的故土吉林市，而我，在橫貫中國東西之后又回到了我出生的小山城。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解云龍通過幾次信，得知他比我有出息。改正后，他被安排到工商銀行吉林市支行工作，并入了黨，不久之后，又被提升為市行保衛科科長。在銀行系統，這個位置雖說不上顯赫，但，也是個非常重要和黨委信任的職位。
通信中我曾對他說，經過丁酉年那么大的挫折，你對黨還是信心十足，敝人真對閣下敬佩不致。
他回信說，得了吧，你別和我繞彎子了，你心里想說什么，你我心中都有數。你小子是不是想說，你解云龍這么些年被搞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還這么積極要求入黨，為了什么？我可以寫些冠冕堂皇的話給你看，但你信嗎？
這話得往回說。解云龍六十年代從中南被遣送回吉林時，情況十分糟糕。妻子和他離異，這時，他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即當爹又當媽，自己靠當小工，一天掙1。86元維持這個破碎的三口之家。但當小工的差事也不是天天有，還是閑著的'時候多——這滋味我領教過。孩子在家里住不暖、吃不飽，有時就流浪在外。當時我比他強點，原因很簡單，因為我那口子也是另冊中人，跛驢馱著個破口袋，誰也別嫌誰，畢竟一家三口在一起，相濡以沫，相互攙扶著艱難地走過來了。
話，再回到原先的話題。他在信中還說，他們那些既得利益者，當年不是專整專管我們這樣的的人嗎？好，這回我也要入黨，也要當官，我也要管管他們！這話確確實實給了我一個大震撼，覺得我這位同學的心態出了毛病，起碼不健康，少了些知識分子的自尊和自持。說句粗話，狗咬了人一口，人怎么可以回過頭去咬狗一口呢？
無獨有偶，我的一位堂弟在丁酉年，大學還沒畢業，就在大學被劃為著傘。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堂弟也得到了改正，因為是學農業的，所以被落實到農牧局作了一名小科員。他不甘心，入了黨。不久，也榮升為該局的農科站的站長。說老實話，這官不大，是舊升官圖中“末入流”一級的，但，手下也有幾號人馬可共差遣。我曾和他談過，問他入黨的動機是什么，真的是為了那個烏托邦主義奮斗終身嗎？他的回答令我意外，竟和我的同窗如出一轍。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解云龍在吉林后辦的老伴來信告訴我，解得了胰腺癌，已到了臥床不起的晚期，解在病床上老叨念很想念我，想見見我，問我能不能去。我沒回信，第二天就和妻一同去了吉林。在一所醫院的病房中，看到解云龍已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我的眼淚不由得就流了下來。解云龍卻十分坦然，平靜地跟我說，沒那么嚴重，只是胃病，會好的。——我知道，別人在胡弄他，他也在胡弄別人。
這時他的老伴卻一個勁地向我使眼色，后來她在走廊上告訴我說，解云龍去年已做過手術，是胰腺癌，已到了晚期。今年又復發，他現在還不知道他得的是不治之癥，家里人都向他說是胃病開的刀。
那次到醫院看解云龍，算是我們的訣別吧。其實，解是那么明白的一個人，他怎么會相信家人說的話，他得的是胃病？裝糊涂而已，在人生的最后一步，他想到的還是他的家人，不忍讓他們傷心。
更不幸的是我的堂弟，本世紀初的早春，我正在南京也是死去活來的做心臟搭橋手術時，得知他也得了癌癥，也到了晚期，捱了數月，沒能見他最后一面，他也撒手走了。
論起來，解云龍比我小一歲，他去世時還不到六十的退休年齡。堂弟比我小兩歲，才六十四歲就故去了。烏乎，悲哉！借用一位古人的一句名句，有可能的話，想在他們的墓碑上刻上一句銘言：“當年傲骨今安在，獨留荒冢向黃昏。”。
從我記事時開始，我們就生活在一個以成敗論英雄，以利害為依托，以斗爭為光榮，以陰謀為智慧的紛亂世界之中。在這個柏楊先生稱之為大醬缸里，不受熏染，那才是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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