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活隨筆故事：這個冬天的生日
第二天的時間都在北部的昌平區度過了，那片早就已經完成撤退，只剩下空蕩蕩的房子。我們在兩個村晃悠了一天，所獲不多，準備去皮村。皮-村距離我們的出發點有五十多公里，換乘了兩次地鐵和兩次公交，三個小時之后，我們到達了目的地，那時已經是晚上八點，距離我們上一頓飯已經有十個小時。我們三個人飽餐了一頓徽菜，相當滿足。
在皮-村，我遇見了我報道的主人公們，許康安和程平，當然，都是化名。
許康安的絕望異常平靜，平靜得看不出他是這場清退行動中的犧牲者，看不出他家里還有三個孩子兩個在上學，看不出他的妻子罹患尿毒癥，看不出他老家的工作還沒有找到。他告訴我：“我們d-端-r口沒有希望。”這四個字本來是我和朋友的自嘲語，然而當所謂“d-端-r口”真地從它所指群體的嘴里說出來，那一瞬間就像鉛灌進了胸口。如果仔細看，許康安的臉上甚至是帶著笑的，那種笑如果你不曾見過，就永遠都不會知道，“沒有希望”的人原來是這樣笑的，那笑在憤怒中摸爬滾打，在無奈中顛沛流離，被痛苦淘洗，被悲傷晾曬，嘴角輕輕扯出弧線，眼睛像深秋大雨將至，清冷有風，微微潮濕。笑的底色，原來可以這么絕望。
許康安問我，這個北京，到底是他們北京人的北京，還是我們中國人的北京?
我啞然。
程平正在搬家具，他對我的記錄和采訪有些不屑，他說，小姑娘，你別問了，問了你也不會登出來，登出來能怎么樣?能改變什么?這些啊，不是咱們能左右的.事兒。
程平憤怒，他不停重復，北京欠我們外地人一個公道。程平是結構加固工人，人民大會堂，人民紀念碑的加固工作據說有他的一份。要搬走，他還有點幸災樂禍的邪惡，他說，等我們走了，你就等著看看北京的物價能漲成啥樣。
貨車打包好，程平坐上了副駕駛，此時，飛機從我的頭頂上飛過，巨大的轟鳴仿佛在為這最后的撤退奏響浩蕩的背景音，像默片的片段節選。
我沒有看到許康安的離開，因為德國記者在我們后面緊接著也作了采訪。但是從許康安的朋友圈看來，德國記者為他叫了去火車站的出租車，他覺得很溫暖，還專門發了朋友圈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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