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像記憶的論述文章
在今天，圖像甚至已經成為比文字更為重要的信息傳播載體，科技的發展，生活節奏的加快逼迫著我們進入了讀圖時代，圖像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時，每一個人都是圖像的生產者，每天有大量的圖像信息被制造出來。在不同的拍攝者那里，圖像的輸出都有其邏輯，他們或以小見大，或深入調查，透過鏡頭我們可以讀到拍攝者那敏銳的洞察力，以及獨特的個人視角，這些圖像就像時間的切片，匯集在一起構成現實的樣本，歷史的記憶。圖像即是時代的產物，又反過來印證時代的變化。
在訂閱號“羅輯思維”每天早上的一分鐘語音播報里，創辦人羅胖曾經分享過他一個朋友移民美國幾年后又選擇回國的理由，大致是說美國哪都好，只是每天的生活都一樣，活了幾十年跟過了一年沒什么差別，但是在國內就特別精彩，雖然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一輩子當幾輩子過，值。
“變”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最為顯著的特征，在這樣的背景下，攝影自然成為一些藝術家記錄當下，保存記憶的最佳媒介。
藝術史家巫鴻曾在一次主題為“鏡頭下的中國城市”的對談中談到，攝影區別于繪畫，是另外一種藝術形式，它改變了人與世界的關系，它讓許多原本被忽視的東西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中國幾千年歷史，沒有人畫廢墟，但攝影傳入以后，中國人開始畫了。是攝影改變了人類的眼睛，人們通過攝影進入藝術，攝影藝術家是對社會的變化最敏感的群體。的確如此，攝影呈現給我們的圖像更為真實和直接，透過鏡頭我們可以讀到拍攝者那敏銳的洞察力，以及獨特的個人視角，這些圖像就像時間的切片，匯集在一起構成現實的樣本，歷史的記憶。
官方媒體所輸出的圖像是一個龐大而單一的視覺體系，它肩負了國家對內對外宣傳的職能，例如《人民畫報》就是一本以圖片為主的大型綜合性國家畫報，創刊60多年來《人民畫報》一直以真實生動的圖片為核心，向世界展現中國的發展和變化，同時也是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各領域改變的見證者。雖然其職能決定了圖片拍攝選擇的立場，但是但凡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大事件在《人民畫報》的版面上必定不會遺漏。
攝影師劉英毅是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新聞中心的攝影師，拍攝北京交通是他的本職工作，這個題材他拍了30年。交通是中國現代生活變化最為顯著的一個方面，時至今日北京的交通已經成為市民日常生活中最為煩心的問題。北京作為首都無疑是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這種變化顯影于劉英毅的照片。舊西直門立交橋于1979年建成，也就是劉英毅剛進入交通警察隊伍的那一年，當年拍攝立交橋時為了能夠體現其功能，劉英毅還得耐心的等待車輛進入取景框，那會兒的車實在是太少了，如今的西直門立交橋已經是1999年重新修建的了。批評家鮑昆在《話說馬路》一文中寫道，“城市的記憶是需要細節的。英毅的攝影從交通發展的角度給我們提供了關于北京的歷史記憶”。
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與北京有著完全迥異的性格，海派文化的面孔究竟是什么樣的，這是“海派攝影”的代表人物陳海汶近幾年一直思考的問題，在采訪中他揭曉了答案，“殖民”是上海沒有辦法回避的面孔。他所拍攝的思南公館是上海市中心唯一一個以成片花園洋房的保留保護為宗旨的項目，陳海汶踏訪思南路一帶數十戶上海人家，在他們的家中有法國文化的元素，亦有老上海生活的遺存，這里與法國的比亞里茨，從建筑到街景、從日常生活習慣與審美趣味都一脈相承，精致，洋氣。
社會變遷是宏大的話題，但這種變化卻細致入微的深入生活點滴，《家當》系列是攝影師馬宏杰和黃慶軍分頭拍攝的一個項目，被拍攝者被要求把自己所有的家當都擺放在一起，并與自己的家庭成員合影，在這個物質社會里我們究竟擁有些什么，一目了然。縱向比較，我們會看到時代的變遷；橫向比較，我們可以看到當下社會的面貌，貧富差距在家當的對比中也展露無遺。與《家當》的拍攝者不同，藝術家渠巖將視線鎖定在貧窮的農村，他更為深入的走進鄉村生活，他的農村三部曲并非事先計劃好的選題，而是在不斷走進農村生活的過程中，問題一一暴露，在城市追求發展的同時，在農村產生了許多無法忽視卻一直被忽視，亟待解決卻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
藝術家莫毅在24歲落腳天津，在此之前他生活在地廣人稀的西北和人煙稀少的西藏，城市的高密度人群聚集顛覆了他曾經的生活，像小盒子一樣的單元樓他住了將近30年，這種體驗在每一個從相對偏遠的地方來到大城市的.人身上都會有。莫毅用相機系統地記錄單元樓里的不同元素，單元門、窗、樓道、晾曬的被子等，通過大量相同的內容，又不盡相同的畫面達到對比的效果。莫毅說，“我的拍攝是一種田野調查的方式，這得益于我欣賞的貝歇夫婦。他們用極其樸素、單純的方式來對社會問題進行調查和記錄，這讓我的內心有了更多的思考。”
越蓋越高、越來越密集的單元樓是城市化發展的象征，城市建設一直與“拆”和“建”相伴，面對周圍環境的變化，藝術家也有不同的表達。姚璐是中央美術學院攝影系的教師，學院在21世紀初遷址花家地的時候，校園的建設還未完全結束，在學校的北門門口有兩個我們在建筑工地上常見的大土堆，被學生們笑稱為太行王屋二山，大土堆上遮蓋著綠色防塵布，在姚璐眼里這便是當代中國的新符號。他拍下這些披著防塵布的土堆，移植到自己的創作中，那極具古典審美趣味的宋代山水冊頁正是由這些城市建設中的場景組合而成，在詩意的外表下遮蓋的是生活的現實。在藝術家唐晶那里，這種快速推進的城市建設留下的是趨同化的人造景觀。城市空間與建筑的趨同性和無個性化，舊城區和歷史建筑的大量滅絕已成為當代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核心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丟失的是傳統的生活方式、對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和快節奏生活帶來的不安全感。這一系列叫做《生長》，強調了這種景觀的階段性，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景觀會再次的人為打破。
與唐晶年齡相仿的80后攝影藝術家金酉鳴也走街串巷，找尋已經遺失的他認為最為珍貴的精神――民國精神，那個集中國文化藝術之大成的時代由于年代的距離已經不可企及。精神是很抽象的東西，它需要某種載體才變得可視，金酉鳴選擇了民國時期的公共建筑，他說，“民國時期留下來的建筑物是如今我們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而不是憑空捏造的東西”，而公共建筑又是最能夠代表那個時代審美的東西，冷靜而莊嚴的畫面上似乎抹去了時間，這是拍攝者的自我審視。
我原以為只有有了一定閱歷的人才會鐘情于時代變遷這樣的主題，25歲的李詩雯改變了我的看法，這個在國營三線軍工廠長大的孩子親歷了該廠的變遷，一個軍工廠50年的發展就是一個時代的縮影，第三代工廠人所面臨的選擇正是當下許多年輕人所面對的，走出家鄉到大城市發展是大多數人所向往的，時代向前，沒有人會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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