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禮治與法治的文章
一
根據一般流行的見解，傳統的中國社會，從政治學的方面看，是一個“人治”的社會，從社會學的方面看，是一個“禮治”的社會，而無論“人治”還是“禮治”，在今天都不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因為歸根到底，它們只是另一種社會、另一個時代的范疇，從“禮治”到“法治”？。在講求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現代社會里面，這些范疇既不具有正當性，也無法成為一種積極的精神資源。
對繁復的社會事實進行分類和概括，這是人們認識和了解社會的一種基本手段；而且，把傳統的中國社會定義為所謂“人治”的社會或者“禮治”的社會，恐怕也不能說是錯誤。不過，我們在這樣做的時候確實面臨著某種危險，那就是把對象簡單化和將概念絕對化，把復雜多變和包含諸多差異的社會生活化約為一兩種原則乃至口號，因而失去對社會生活豐富性的了解，看不到其中所包含的沖突、變化和推陳出新的可能性。事實上，作為一種日常話語實踐，“禮治”與“法治”這一對概念的運用，常常具有某種絕對的意味，這一點不僅表現在人們對這樣兩種社會和秩序所作的截然劃分上，也表現于他們對這種區分后面的支持性理論缺乏自覺的情形。為了揭示這種狀況，我將從分析一個社會學家所建構的頗具影響的社會模式入手，通過將相關概念語境化和相對化的辦法，達到對這些概念以及概念后面的理論的反思，重新把握被遮蔽的社會現實。
本文下面將分為四個部分，法學論文《從“禮治”到“法治”？》。首先，我將介紹一種名之為“禮治秩序”的社會解釋模式，[1]并描述其基本內容與特征；然后，我將引入一些相關的歷史與社會材料，以檢驗這種理論對于社會現實的說明力；再其次，我將沿著同一思路擴大對相關歷史與社會材料的追索，進而探求其中可能蘊含的理論意義。在結語部分，我將重新回到理論問題，并作簡短的結論。
二
本文所要討論的“禮治秩序”的概念出自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
在最初于1947年出版的《鄉土中國》一書中，費氏試圖從對中國本土社會的研究里面提煉出一些基本概念，并用它們來勾畫中國鄉村社會的面貌。這些概念包括“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禮治秩序”、“長老統治”等等。在費氏看來，中國基層社會是鄉土性的，或者，用社會學家的話說，是所謂“禮俗社會”。[2]在這種社會里面，人們安土重遷，其生活富于地方性。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人們彼此熟悉，因此，這又是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3]在這樣一個社會里，“規矩不是法律，而是‘習’出來的禮俗”，[4]換言之，鄉村社會秩序的維持，在許多方面與現代社會秩序的維持是不同的。正是著眼于這一點，費氏不以“人”、“法”二字區分“人治”與“法治”，而把它們的分別確定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據的規范的性質上面。從這里，便產生了“禮治秩序”的.說法。
根據費氏的定義，“禮是社會公認合適的行為規范”。[5]不過，僅就行為規范這一點來說，禮與法律無異。二者的不同在于，法律要靠國家權力來推行，禮卻不需要有形的權力機構來維持。“維持禮這種規范的是傳統”：“傳統是社會所累積的經驗”，[6]通過教和學而代代相傳。在缺少變動、代代如是的鄉土社會，過去的經驗常常可以用來作現下生活的指南，人們因此對傳統抱有敬畏之感。作為所謂“合式的路子”的禮，即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性的服膺于傳統的習慣”，[7]而所謂禮治，“就是對傳統規則的服膺”。[8]這樣的秩序自然要強調修身，提倡克己，和注重教化。有了糾紛，要用調解的辦法來解決，打官司是可恥的事情，因為那表明教化不到。
“鄉土社會”所描述的是一種特定的社會情態，“禮治秩序”所代表的則是一種秩序類型，二者之間具有緊密的內在關聯。用費氏自己的話說，“禮治的可能必須以傳統可以有效的應付生活問題為前提，鄉土社會滿足了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禮來維持。”[9]相反，在一個變遷的社會里，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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