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醫患關系的文章

　　一輩子一個醫生

　　對于荷蘭人來說，最了解自己身體的人或許并不是自己的配偶 。每一個荷蘭人都有一位固定的家庭醫生，健康狀況一旦出現問題，首先會請家庭醫生進行初步診斷及治療。長年來醫患雙方對彼此認識的逐步構建，使醫生成為了患者最重要的“知己”，當然此知己并非在精神層面的知心談心，而是對患者體質及健康問題的了如指掌。據荷蘭家庭醫生學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逾7成荷蘭人希望至少10年甚至終身都不更換家庭醫生。有三四成的荷蘭人認為面對自己熟悉的醫生，有助于坦誠地交代病癥。受訪者中，僅一成認為去看哪個醫生并無關緊要。

　　這種醫患信任關系，不僅對患者一方的行事選擇存在著影響，對醫生來說也同樣重要，因此醫生們在積極地維護著自己的“知己”形象。2/3的家庭醫生表示，雖然他們同其他同事合作開辦診所，但是還是希望各自的病人會盡可能地選擇自己為其看診。

　　荷蘭人桑德的父母家住荷德邊境，因上學搬去荷蘭西部4年，以及工作后再度搬家，卻從來沒有換過家庭醫生，寧愿每次需要看病時跨越100多公里專程回去一趟。問其原因，他說：“我就是比較放心一個熟悉我健康情況的醫生。”

　　醫患“共同參與”模式

　　目前被醫學界廣泛認可的醫患關系模式是由美國學者薩斯（Szasz）和荷倫德（Hollender）于1956年在《內科學成就》發表的《醫患關系的基本模式》一文中所提出的3種基本類型：主動-被動型，指導-合作型以及共同參與型。

　　無論在哪種文化框架中，醫生這個職業都指向一定權威性。權威之下，必有無權一方自主性的犧牲。在第一種類型下，“醫生”這個集體稱謂通常代表了在醫療制度中高患者一等的地位， 對病患而言，主治自己的醫生們似乎并不是可以稱名道姓的'平等個體。這時，醫生完全掌握了決策權，若忽略了患者意愿，便可能會埋下醫患糾紛的隱患。

　　而曾經同樣經歷過主動-被動，指導-合作階段的荷蘭醫患關系，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有著重大轉變，醫患間相對地位日趨平等化。現在的荷蘭人應該個個都能叫出自己醫生的姓名，對他們來說，稱呼“XX醫生”只是敬語，而非將自己擺在一個必須接受他人所做決定的被動地位。

　　同樣，荷蘭的醫生會采取平等的視角及言行觀念，盡可能地聽取尊重患者想法，達到雙方共同參與醫治過程的目的。曾求診于荷蘭的家庭醫生，預約的形式使得每個患者都有充足的時間，醫生在看診時也不會有趕場式的匆忙。而醫生對話時選擇使用的語氣，少有命令，多是詢問，在做決定之前，還會問一句：“這樣你同意嗎？”

　　醫患相處模式如此，應該想有嚴重糾紛也困難。

　　醫院與患者無利益糾葛

　　中國的醫患關系在某種意義上主要是指“醫院”與患者的關系，雖然患者的不滿情緒通常是因同醫務人員的摩擦而起。中國多起“醫鬧”事件的矛頭常常指向整個醫療機構。在荷蘭的醫療體系中，若患者需要做進一步檢查，或需要向相應的專科醫生咨詢病情，便會在家庭醫生的引介下到醫院就診。醫院里的專科醫生不像家庭醫生已經同病患建立了長期的關系，那么此類醫患關系又有何種表現？

　　在荷蘭一家醫院就職的華人專科醫生李醫生表示，這里的醫院基本不可能發生“醫鬧”事件。首先，不同于國內的醫療市場化，荷蘭醫院同病患接觸時不會有任何金錢的考慮，比如無身份無保險的難民依然可以接受與其他病患同等的醫治。雙方在不考慮經濟的情況下，僅僅是醫治以及被醫治的角色。在這個前提下，醫患關系就簡單很多了，而不會存在過多的信任問題。此外，荷蘭有專門的醫療仲裁委員會，如果有糾紛產生，醫院會立刻展開自查，并主動上報委員會處理，患者或家屬接下來就是同委員會接觸，如果委員會給出裁決結果，患者方面也就接受了。

　　可以說，由上層決定的醫療體系奠定了簡單的醫患關系基礎，確保了醫院和患者之間不再存在利益糾葛，斷絕了“醫鬧”事故隱患。

　　李醫生表示，荷蘭的醫學及醫療機構都非常關注醫患關系，他在荷蘭學醫的過程中，學習同病人溝通技巧占很大的一部分比重，可以說是學醫的必修課程。而他在中國學醫時，卻基本沒有接觸過這種話題。

　　“理想醫生”和“理想患者”

　　既然“醫鬧”事件對于荷蘭社會來說是陌生的，那么為什么醫患關系仍是荷蘭醫學學者關注的一大課題呢？在醫學技術領域仍存在未知時，改善醫患關系這個課題難道不是“奢侈品”？

　　既然有病求醫是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便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摩擦。荷蘭醫學雜志《醫療接觸》曾針對醫患關系問題做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部分醫生和患者之間，仍會因為溝通問題導致雙方對彼此不滿。而溝通不利同時也是有效行診的障礙之一。

　　據數據統計，在醫生方面，如果患者對其不信任或有意保留部分信息會讓他們最為惱火；而在患者方面，醫生不嚴肅對待他們的病癥或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問診時間最讓他們無法接受。

　　同時，雙方心中也建立了“理想醫生”以及“理想患者”的模型。一個嚴肅認真、知識豐富、掌握了最新醫學發展、愿意傾聽并了解病人病情的醫生與一個坦誠、主動參與決策及治療、配合醫生決定的病人將會構建出最和諧的醫患相處模式。而研究表明，理想的醫患關系會普遍提高醫治過程的效率，有助于醫療結果。因此，荷蘭眾多醫學機構仍在為打造這種理想模式，而繼續投入人力物力探索改善醫患關系的可能性。

　　由此可見，改善醫患關系的努力并非奢侈品，也不是出現“醫鬧”事件后的應急品，而是長期以來保證醫療品質的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