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羅不是隱士經典散文
對梭羅的最大誤解，就是把他當成了“隱士”。如果把梭羅當“隱士”看待，那可就害苦了他。人們會用“隱士”的模子去框他，真真假假，弄得一塌糊涂。其實梭羅根本就不是所謂“隱士”，他也沒想當“隱士”。事實是，在湖畔居住期間，梭羅并沒有斷絕與家人和朋友的來往。《不列顛百科全書》的“梭羅”辭條說：在湖畔梭羅大部分時間是吃野菜、野果及他自己種的豆子。梭羅確實有時去父母或愛默生等朋友家晚餐，但這些拜訪并非是因為他不能養活自己或覺得一個人吃飯太孤單，而是因為他愛自己的家庭與朋友，感到有必要接受他們的邀請，他自己希望這樣的事更少些。梭羅的母親和姐妹周六常來看他并帶來糕點，梭羅不想拒絕這些食品而傷害摯愛他的母親。作家哈丁指出：“他用這些糕點來招待經常來訪的客人也是同樣真實的”。同時哈丁指出了一個“謠言”（rumor），即：“每當愛默生夫人敲響她的晚餐鐘時，梭羅是第一個飛快地穿過森林、越過籬笆在餐桌前就坐的”，他說：“嚼舌者忽略了這一事實：要聽到晚餐鈴（bell），一英里半是一太遠的距離。”哈丁強調說：“決不應忘記，瓦爾登的試驗對梭羅來說主要是一個孤獨的時期，是一個與自然交往的時期。”我認為有必要說清楚，梭羅在瓦爾登湖邊打墻筑屋居住開荒并非去“隱居”，而是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是在做一個意義深遠的嘗試。
理查德森認為梭羅去瓦爾登湖有幾個理由：想獨立生活幾年；寫出他早就想寫的書；觀察自然；面對生活的基本事實。梭羅直截了當地說：“我到瓦爾登湖上去的目的，并不是去節儉地生活，也不是去揮霍，而是去經營一些私事，為的是在那兒可以盡量少些麻煩。”他所經營的私事就是做一項只有他一個人參加的生活實驗。梭羅在日記中寫道，他想在“外在文明的深處”過一種較原始的生活。他并不想完全從社會撤退，也不是要冒險或做苦行；他只是想直面生活，想嘗試“過一種經過省察的生活，去面對人生最本質的問題。”梭羅早就意識到：“人是為其基本性，為了人本身而活”。在一篇著名論文中，梭羅寫道：“當橡果和栗子并排從樹上掉下來時，它們不是毫無生氣地彼此謙讓，而是彼此遵循各自的法則，發芽、生長，盡可能長得茂盛。如果植物不能按自己的本性生長，那么它就將死亡，人也一樣……”于是在瓦爾登湖邊建立了那座小木屋，湖邊便有了一個只有一個人的村莊。《瓦爾登湖》的讀者之所以被書打動，并不純粹是由于那個“隱居”的故事，不，那件事本身并不太重要，雖然做出那樣的選擇也不容易；更重要的是其包蘊的精神內核，用現代眼光看來，他的行為對于對抗物質主義對人類精神的侵蝕、工業文明對自然的摧殘，維護人的靈魂與肉體的和諧、人與自然的統一，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其著作《平衡的地球：生態學和人的.精神》里指出，梭羅讓人們認識到，“對我們這個地球環境的最大的威脅，不是那些威脅本身，而是人們對那些威脅的認識不足，是大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生態危機發展下去絕對會把人類引向墳墓。”梭羅不想為所有人樹立一個生活的榜樣——人活在某種模式某種套子中是可悲的。有人效仿他并非他的本意，他說：“我卻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任何原因，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因為，也許他還沒有學會我的這一種，說不定我已經找到了另一種方式。”
梭羅在瓦爾登湖畔寫完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麥克河上的一周》，積累了大量實地觀察資料——他對瓦爾登湖的詳細觀察記錄，那是《瓦爾登湖》一書的基礎，還寫了幾個講演稿，應當說在創作方面的豐碩成果，超過了他原先的目標。他說：“其實，我的木屋比一所大學還要適合思考和認真閱讀。雖然遠離一般的圖書館，但那些世界通行的書籍，卻比以往更加深深地影響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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