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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銀行股票投資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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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銀行行業現狀分析
銀行業在中國金融業中處于主體地位。按照銀行的性質和職能劃分,中國現階段的銀行可以分為三類: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
近年來,中國銀行業改革創新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整個銀行業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支撐和促進作用,有力的支持中國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
截至2010年底,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95.3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9.9%;負債總額89.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9.2%;所有者權益5.8萬億元,比上年增長31.2%。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規模市場份額進一步發生變化。從機構類型看,資產規模較大的依次為: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和郵政儲蓄銀行,占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的份額分別為49.2%、15.6%、14.9%。城市商業銀行和城市信用社、股份制商業銀行、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和郵政儲蓄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外資銀行資產份額比上年分別上升1.06、0.78、0.60、0.24、0.13個百分點,大型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資產份額分別下降2.11、0.71個百分點。
但是不可否認,中國許多銀行還背著沉重的歷史包袱,不良資產情況仍十分嚴重。據銀監會統計,到2010 年底,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合計為2.4 萬億元,占全部貸款的15.19%。其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為1.59 萬億元,不良率達16.86%;股份制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也有1540 億元,不良率為6.50%。[5]而且上述不良率的水平,已經包含了近幾年各銀行貸款高速增長所帶來的稀釋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銀行的資產充足率普遍較低。
中國銀行在內部管理、資信評估能力和授信體制、風險控制能力等各方面都還有很多缺陷,員工隊伍素質和知識技能結構有待提高,管理信息系統也還遠未完善。而且,中國銀行在信貸工作中還往往受到種種外在壓力和行政干擾,授信決策并不完全建立在資信因素上。扶持地方經濟、幫助國營企業脫困、發展重點產業等等還經常是影響授信決策的重要因素。
二、銀行行業的基本特征分析
(1)銀行體系對風險的緩沖并不主要依靠資本機制,而主要依靠政府信用。
從根本上改變以政府信用為依托的風險緩沖機制。國家繼續持有國有大銀行絕大部分股權以及實際控制權。另外,由于沒有存款保險制度,缺乏制度化的清算退出機制,中國的銀行監管實際上不能允許出現任何形式的銀行倒閉。這種事實上的政府保險背后所依托的仍然是政府信用。
如果說有限責任下的道德風險更多停留于所有者對債務人的掠奪,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資本要求加以抑制的話,政府信用導致的道德風險實際上是一種范圍更大、更加制度化的預算軟約束。次貸危機期間,納稅人之所以對動用公共資源救助問題銀行耿耿于懷,聲討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恰恰說明,在完全市場化條件下,將金融危機的成本從金融體系轉嫁給社會并不是隨心所欲的。但在政府信用提供的預算軟約束中,將危機和成本轉嫁全社會則是隱蔽和順暢的。贏了歸銀行,虧了歸國家,這實際上是制度化的道德風險。
(2)中國的信貸周期主要是由政府驅動,而非商業銀行。
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三次大的信貸周期,1984年-1986,1992年-1994年,以及2008年-2010年,都是由政府推動完成的。數據分析發現,在這三輪信貸擴張中,國有部門的凈值(或所有者權益)的波動幅度遠小于固定資產投資和銀行貸款的波動幅度,且基本上獨立于前兩者。相比之下,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內投資與固定資產投資和銀行貸款的相關性更高,且具有明顯的前導性。政府行為和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導致投資和信貸周期的最主要的驅動因素。
在信貸供給方面,銀行也傾向于更積極地滿足體制內的信貸需求。其中有風險規避的考慮,畢竟,國有部門與國有銀行同屬于體制內,肉爛在鍋里,一旦形成不良,體制敏感性不會那么高。另外,即使從正常的商業標準看,體制內的借款人大多為政府背景,往往帶有壟斷性、資源性以及基礎性行業的性質,違約風險相對可控,屬于“優質客戶”,銀行沒有理由不優先支持。除此以外,銀行信貸的配合還源自宏觀政策的號召和引導。當政府認為必要時,它可以直接要求銀行全力配合政府的投資計劃。2009年的經濟刺激計劃以及當年銀行放出的大量信貸就是證明。
這是一種制度化的道德風險:體制內部門和地方政府在資本金嚴重不足的同時大量借貸,盲目擴張,債務質量惡化,風險向銀行轉移;接下來,銀行資產質量惡化,風險向存款人轉移。最終所有這些風險都匯聚為國家風險,并且全部系于公眾對政府信用的信心。在這里,道德風險既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因素,也是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主要來源。
(3)中國銀行業的基本特點是抑制有余,創新不足。
金融抑制的典型表現是利率的非市場化。非市場化利率機制帶來的效率損失,和資源配置扭曲十分巨大。人為壓低存款利率,進而壓低貸款利率以及保證銀行利差水平,這種做法實際上是用存款人來補貼借款人和銀行,當通貨膨脹率處于較高水平時,這種利益輸送更接近于掠奪。人為的低利率還使得貸款更加稀缺,相對于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大型企業以及體制內借款人更容易獲得貸款。這一融資上的馬太效應,窮者愈窮,富者愈富,不僅制約了正常的風險定價,滋生資產泡沫,導致資源錯誤配置,也使得體制內外的差距持續擴大。
金融抑制的其它表現當然也包括信貸額度控制。雖然中國人民銀行早在上世紀末就已經正式宣布,放棄長期實施的商業信貸額度管制制度,但額度控制從未真正取消。類似的情形一直不斷出現,尤其是宏觀調控時期。除傳統意義上的額度控制外,監管當局針對特定借款人、特定產品、特定行業、特定區域等的額度控制實際上更加制度化和經常化。這些以監管形式出現的額度控制,往往成為影響銀行信貸活動的決定性力量。 利率和額度管制雙管齊下,既管住了價格,也管住了規模。這使得現有的銀行體系在發揮融資功能的同時,也成為巨大的利益輸送管道。這在邏輯上順理成章:利率管制形成的租金不是誰都可以享受到,租金的分配必須按照配額的原則“有序”進行。毫無疑問,在一個金融機構被層層捆綁和直接操控的金融體制下,真正的創新無從談起。
(4)金融監管與金融管制之間界限不清。
這可能是當前中國金融體制中最隱蔽的問題。金融監管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護存款人、投資者以及金融消費者的合法利益,而金融管制卻另有目標,它很可能著眼于貫徹落實特定的產業和信貸政策,實施行業和部門保護,甚至純粹是為了設租和尋租。金融監管可以與市場機制并行不悖,而金融管制卻注定會扭曲和抑制市場機制。另外,盡管金融管制的本意并非是要損害存款人、投資者以及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但結果往往如此。
現階段中國金融的突出特點是監管與管制并存,界限模糊不清。以銀行部門為例,當前銀行監管的重點是確保銀行資產的安全性,這實際上是一種頗具父愛主義色彩的監管理念。在資本市場,金融管制的色彩更加濃厚。股票市場從一開始就淪為國有企業的提款機。
(5)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國金融體系仍將是以銀行系統為基礎的間接融資體系。
這是前面幾個特征的邏輯延伸。中國金融體系的市場化必然意味著資本市場和直接融資比例的提高。問題在于,由于制度上的約束和障礙,資本市場的發展已經遇到瓶頸。如果金融制度的核心主旨不是純粹為了保護投資者和金融消費者的利益,不是為了促進公平競爭,發展空間必然有限。
中國股票市場近二十年來的發展堪為明證。盡管早期的制度設計致力于把股市辦成真正的市場,但事實上一開始還是被視為第二銀行,肩負起了為國有企業融資解困的神圣使命。負責選擇上市公司和投資產品的不可能是真正的市場,而只能是政府部門。反過來,因為不是按照保護投資者的主旨來選擇上市公司和產品,上市資格必然包含巨大的政策租金,為了分配租金,又必然會要求實施進一步的管制和抑制。這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如果沒有真正的改革,以上這些根本性的制度約束不會消失,資本市場和直接融資的長足發展也不會真正到來。既然真正的大眾資本主義無法經由股票市場來實現,那么能夠存在就只能是附著在銀行體系上的國家資本主義:一個龐大的銀行體系,政府是銀行體系最大的也是真正的股東。考慮到改革的復雜性和長期性,這種局面很可能會長期存在。銀行體系以及間接融資,仍將在金融資源配置領域繼續發揮基礎性作用。
三、銀行行業的前景分析
未來幾十年間,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會快速發展,加上人們消費觀念的轉變等因素,中國銀行業將快
速成長,預計每年的增長速度將保持在8%以上。銀行業將由此迎來新的成長空間。“十二五”時期的中國銀行業將面臨國際和國內全新的經濟金融環境,傳統的經濟模式、發展方式、經營結構和管理體制將很難適應這些新的變化,所以,加快經營模式和發展方式轉型,進一步擴大銀行業的對外開放,繼續強化和改進金融監管,從而不斷提高中國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將是“十二五”時期中國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的主題。中國銀行業在今后幾年的發展中會有以下幾個特點:
1.對公業務、尤其是針對優質大客戶的業務競爭會日趨激烈。
由于其規模、網絡和品牌等方面的優勢,四大國有銀行在對公業務中占據有利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在利率管制的條件下,對公業務競爭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銀行的產品創新能力。銀行必須能深刻理解客戶的商業模式和業務需要,為客戶量身訂做整體資金解決方案,從而既全面地滿足客戶多方面的需要,也可以從票據、外幣、中間業務等費率放開的業務上間接地向客戶讓利,降低客戶的總體資金成本。產品創新的能力離不開銀行內部機制的靈活性,也對銀行管理信息系統的整體水平(包括準確、實時衡量資金成本和風險水平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與四大國有銀行相比,一些較優秀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在這方面占有一定優勢。
2.相比之下,個人業務,尤其是住房按揭、信用卡業務將會成為我國銀行利潤的重要增長點。
住房按揭業務和信用卡業務在中國都尚處于發展初期,將面臨一個十年左右的高速發展階段。按揭和信用卡業務的發展,還會促進我國銀行管理信息系統的建設和完善。四大國有銀行由于其規模、品牌以及政府的隱含擔保,在個人業務的競爭中同樣占有優勢。但個人業務市場的擴張也將為中小商業銀行的發展提供契機。個人業務所需要的網點覆蓋率,主要是指在一定地域內的網絡密度。在中國,經濟發達地區相對集中,銀行的網絡建設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也會集中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所以中小銀行可以把網絡建設集中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從而以較有限的投入彌補其在網絡上的不足。
發展住房按揭、信用卡業務,對于中小商業銀行的業績會有更明顯的作用。這一方面是因為,這些銀行規模較小、歷史包袱較輕,同樣規模的業務起的作用更明顯;另一方面,按揭貸款和信用卡業務將集中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且對網絡覆蓋率要求較低,這些銀行尤其是其中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得以在相對平等的起跑線上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競爭。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可望完成經營模 式上的轉型,成為公司、個人業務并重,甚至以個人業務為主的銀行。
住房按揭業務和信用卡業務雖然對網絡覆蓋率的要求較低,但同樣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資。住房按揭是典型的成本置前、回報置后的業務。對于信用卡業務來說,該項業務的引入在各國都需要有大量的前期投資,用于建立基本的IT 處理系統、打造品牌、形成收卡網點規模等等。而且在信用卡業務上,用戶往往傾向于只使用少數信用卡,使該項業務有明顯的“首發者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所以更增加了對前期投資的要求。
3.混業經營將在中國銀行業逐漸起步,保險和基金產品的銷售代理、理財服務等方面的中間業務收入將會增加。
在一些成熟市場經濟的國家里,中間收入往往是銀行收入的重要部分,也是提高銀行各項產品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可是,中國對銀行的混業經營仍有許多的限制,從中國銀行業現有的經營水平和監管水平來說,這種限制是合理的,但是銀行中間業務的發展自然會因此而受到限制。另外,中國客戶對中間業務收費的認同度普遍較低;而且由于現階段的利率管制,銀行存貸利差較大,著重爭奪存貸款業務是這種條件下的理性商業行為,從而使銀行有可能會把中間業務作為爭奪存貸款的籌碼而免費或低價提供。而且,中間業務收入的增加(如保險和基金產品推廣),往往也意味著現有客戶投融資渠道的擴展,可能會沖擊銀行的現有業務。綜上所述,中間業務收入在近期內不會成為銀行業務和利潤的重要增長點。
4.中國銀行業的繼續增長主要反映在規模的擴大,資產收益率在一段時間內不會有顯著的提高。
四大國有銀行的平均資產收益率約為0.18%,而根據五家上市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公開的信息,其資產收益率大約在0.3%到0.7%之間。我國銀行資產收益率偏低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利率管制和中間業務發展上的種種困難,制約了銀行在一定資產規模下的利潤增長空間。第二,銀行的稅收負擔相當沉重,其中包括5%的營業稅、按總收益繳納的附加費和33%的所得稅。此外,銀行對呆賬的核銷也受到稅務部門的嚴格控制,從而間接地提高了稅率。第三.四大國有銀行和許多中小銀行需要消化大量不良資產,中小銀行還普遍要在網點等方面大量投資。
另外,我國銀行在公司治理結構和資本約束力方面還普遍不足,資本回報的觀念還不夠。追求規模、過度競爭是中國許多行業的普遍問題,這種傾向在銀行業也同樣存在,低資產收益率便是其自然后果。上述因素在近期內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仍將限制我國銀行的總資產收益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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