猗頓的財富的勵志人物故事
導語：猗頓，山西運城臨猗縣人，春秋時代的魯國的貧寒書生，戰國時魏國人。猗頓是其號，姓名與生卒年代已無可考。
猗頓，山西運城臨猗縣人，春秋時代的魯國的貧寒書生，戰國時魏國人。猗頓是其號，姓名與生卒年代已無可考。他是我國戰國初年著名的大手工業者和商人，為山西地區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猗頓，山西省臨猗縣人。戰國時大工商業者。原是春秋時代的魯國的貧寒書生。他在生計艱難時，聽到范蠡棄官經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往而問術”。范蠡告訴他：“子欲速富，當畜五(母畜)。猗頓千里迢迢來到西河(今晉南一帶)，定居于猗氏王寮，大畜牛羊，后又兼營鹽業，十年之間，成為與陶公齊名的巨富。
畜牧起家
《史記集解》引《孔叢子》說：猗頓原籍魯國，是一個窮困潦倒的年輕人，“耕則常饑，桑則常寒”，饑寒交迫，艱難地生活著。正當他為生活一籌莫展的時候，聽說越王勾踐的謀臣范蠡在助越滅吳，輔成霸業后，便棄官經商，將另一謀臣的富國之策用之于家，遂輾轉至當時“天下之中”是定陶(今山東定陶)，“治產積居，與時逐”，19年間獲金巨萬，遂成大富，因號陶朱公。猗頓羨慕不已，試著前去請教。陶朱公十分同情他，便授與秘方：“子欲速富，當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陶朱公是根據猗頓當時十分貧寒，沒有資本，無法經營其他行業，便讓他先畜養少數牛羊，浙漸繁衍壯大，日久遂可致富。這對于猗頓來說，確是一個切合實際的致富辦法。于是，猗頓按照陶朱公的指示，遷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區)，在猗氏(今山西臨猗境)南部畜牧牛羊。當時，這一帶土壤潮濕，草原廣闊，尤其是猗氏縣南20里處的對澤，為一片面鏟很大的低洼地區，水草豐美，景色宜人，是畜牧的理想場所。猗頓最初就在這里放牧<史載該地明清時尚存有猗頓宅和猗頓墓)。
由于猗頓辛勤經營，畜牧規模日漸擴大，“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因起家于猗氏，遂號猗頓。致富后的猗頓為了表達對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臨猗縣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廟。
猗頓能以畜牧而富擬王公，其畜牧規模之大可以想見，他為當時晉南一帶畜牧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他以牛羊而致富的過程，也為他積累了一定的商業經驗。
成于鹽業
在經營畜牧的同時，猗頓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東池鹽，他在販賣牛羊時，順便用牲畜馱運一些池鹽，連同牲畜一起賣掉。在此過程中，認識到販運池鹽是一條獲利更大的致富途徑。于是，他在靠畜牧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后，便著意開發河東池鹽，從事池鹽生產和貿易，成為—個手工業者兼商人。
戰國時代山林川澤之利的開發，雖然為官府控制，但官府不直接經營，而是用抽別十分之三的稅的辦法讓“民”去經營，但這種“民”決不是一般的手工業者，而是一種有錢有勢的豪民。因為這種開發需要大量的投資，需要一定數量的勞動力，正如《鹽鐵論·禁耕》所說：“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猗頓即屬于豪民，因此才有力量去開發河東池鹽，而直接生產者當是依附于他的貧民、雇工等。
雍正《敕修河東鹽法志》卷一說：河東池鹽為“池水澆曬之鹽，可直(接)食用。不須涑治，自成顆粒。”即將池水撓在地上，鳳吹日曬后即可成為顆粒狀食鹽，不需要煮煉。因此，《左傳·成公六年》中稱其為“國之寶”。正因為河東池鹽為天然之美麗，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源，猗頓便不斷擴大池鹽的生產與銷售規模，使他成為當時我國著名的大富豪。
據說，猗頓為了更加有效地經營池鹽，加快販運速度，還試行改變驢馱車運的落后的運輸方式，欲以舟運，開鑿了山西地區第一條人工運河。據乾隆《臨晉縣志》卷六記載，這條運河從河東鹽池起，通于五姓湖，又從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濟市)之孟明橋入黃河，遙遙百里左右(這基本是后魏時永豐渠的路線)。只是因黃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關于猗頓開鑿運河，目前尚未得到原始資料的佐證，我們只好存疑，這里僅從幾個方面來分析其可能性，從客觀需要方面講，開鑿這條運河，不僅是運輸池鹽的需要，也是保護池鹽的需要，因為河東池鹽最忌客水(外來之水)浸入，破壞池鹽生產。運渠可以引走客水，保護鹽池。此后永豐渠的開鑿也是出于這個目的。從地形上看，這—線地勢平坦，無山石阻隔，工程難度不大。從生產力水平考慮，當時鐵制工具已廣泛使用，大大增強了人們開發水利的能力，春秋時吳國開鑿的邗溝、戰國初期魏國邱地開鑿的12條引漳水渠、魏惠王時開鑿的鴻溝等足以證明猗頓時已有能力開鑿那條運河。從財力上講，猗頓當時己成巨富，有力量興修運渠。當然，歷史事實需要充分的資料說明，這個問題還有待于今后進一步探討。
積于珠寶
《尸子·治天下篇》說：“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矣。”《淮南子·氾論訓》也說：“玉工眩玉之似碧盧(一種美玉)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猗頓對珠寶有著相當高的鑒賞能力，以致可以與伯樂相馬相提并淪。由此可以推測，猗頓在經營池鹽的同時，可能還兼以販賣珠寶，并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
猗頓通過多方經營，終成傾國巨富，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很大。《韓非子·解老篇》：“夫齊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說明猗頓之富已超過陶朱公，并可與王勢并提。
上述事實表明，猗頓對山西南部地區的畜牧業和河東池鹽的開發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山西商業發展史上也占著重要的地位。他是山西地區見于史載的最早的大手工業者和大商人，是山西經濟史上的重要人物。其窮則思變，辛勤開拓的經驗是值得我們很好地總結的。
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眾多世界級的大富翁，他們或因貪致富，如和、劉瑾，或依靠皇權致富，如鄧通、梁冀;或搶劫致富，如石崇、成吉思汗;或棄官從商致富，如陶朱公;或因祖上留下巨額遺產致富，如巴郡寡婦清。他們用較短的時間，積累的財富動輒百萬乃至千萬億萬，其致富積累速度之快、致富量之大于中外皆屬罕見，在這些富翁界閃耀的名星里，生于春秋戰國時期的猗頓獨樹一幟，他沒有任何背景，完全靠白手起家，其所用時間之短、積累的財富數額之大比其他富豪毫不遜色，在當時就與全國首富陶朱公齊名了。
猗頓姓王，因為在“猗地停頓”發家致富而被后人稱為猗頓，其本名反被人們忘記了。他本是魯國的一個窮書生，史載他“耕則常饑，桑則常寒”，種地養蠶都不行，不是務農的料。就象一個農村出來的大學學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學畢業了，卻沒有關系、沒有門子找不到工作，上了半天大學，你再翻回來讓他回家和父輩一樣種地養蠶，要力氣沒力氣，要心情沒心情，一是干不下去，二是干不好。但猗頓并沒有破罐子破摔，怨天尤人，他的很多白手起家致富經驗都值得我們借鑒。
窮則思變，拜師求教。俗話說：學得文武藝，貨賣帝王家。大學畢業后當公務員當然是第一首選了。但由于時機不對，當不了國家干部，難道就自甘墮落不成？對于一個有志氣的青年來說當然不會，于是自主創業成為第一選擇。猗頓就是一個有知識、有文化、上進心極強的有為青年，懂得“窮則思變”的道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誰愿意一輩子受窮，終生貧賤？但下決心自主創業試圖脫貧致富容易，實際做起來就難了，選什么職業就是第一個大難題。猗頓一直苦思冥想，尋找致富的門路。和其他農夫一樣種地養蠶？實踐證明是不行的，不如他們有力氣，也不如他們有經驗，干什么好呢？一個偶然的機會，猗頓聽說全國首富陶朱公搬到自己家鄉附近居住，大喜過望，連忙“往而問術焉”，問什么術？當然是請教致富秘訣啦！陶朱公是當代財神，豈是那么容易見的。他倒不是財大氣粗，而是隱居于此，做人低調，不想見客。猗頓就象三國時的劉備三顧茅廬一樣不厭其煩地拜訪陶朱公，終于感動了“上帝”，陶朱公接見了他并授他八字秘訣：“子欲速富，當畜五牸”。
猗頓墓在山西省臨猗縣牛杜鄉王寮村的村西頭，陵園規模不大，但古樸肅穆。這就是古代巨商——猗頓的陵園。自古以來，富比王侯者，何止百千人？但猗頓這位布衣商人，卻受到后人輩輩世世永遠的紀念。這值得人深思。
何時由一尊孤獨的古墓逐步形成如今陵園的規模？這既無史書記載，也無專文傳世，難以考稽;此處只有清代道光十七年(1837年)所立的一座石碑。碑題名《重修周逸民猗頓氏墓記》，
碑文稱猗頓生前“其富甲天下”，“西抵桑泉，東跨鹽池，南條北嵋，皆其所有”。“或者急公奉餉，上有利于國;或者憫孤憐貧，下有濟于民”。
在距此不遠(約40公里)的東北方向上也有一碑，是清代咸豐年間的，是村民為一老婦立的德行碑，文有這么幾句：“人有與千金而不悅者，亦有被微惠而不忘者，何也？視其與者心誠與不誠。誠則不忘報。”“施恩無念，知恩圖報，積而能聚，厥后克昌”。也許能啟迪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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