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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經濟學故事
經濟活動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下,進行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及與之有密切關聯的活動,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以較少耗費取得較大效益的問題。因此陽光網小編給大家準備了一些王二的經濟學故事,以供各位參考。
王二的經濟學故事篇1
王二施粥和春節火車票的分配
某地發洪水了,道路被阻斷。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進不來。不久,就有不少人斷炊了。
王二是個開糧店的,所以手里有點糧。王二決定開始施粥行善,解決災民一時的困難。王二面臨的問題很現實也很嚴峻:有1000個人需要吃飯,但是王二只有100個人的糧食。
王二為此事感到很苦惱,100個人的糧食分給1000個人,給誰還是不給誰?王二的兒子學過一點入門的經濟學,覺得此事很容易。他說:爸,需求曲線向下傾斜,價格越高需求越少。最好的方式是,你不應該施粥,而是應該賣粥,賣給出價最高的那100個人。這樣事情不就簡單了?大家也不用排隊,也不用打架,你也不用擔心分給誰不分給誰,看不見的手都替你搞定了,人家亞當•斯密幾百年前就把這件事情想通了。你看,還是學點經濟學有用吧?
王二覺得此事不妥,說:你這不是讓我在賺黑心錢嗎?而且,這樣一來,最后粥不都給那些家里富裕的買去了,窮人不就只能挨餓?
兒子的回答很簡單:爸,你怎么就想不明白?你不賣高價,人拿去了之后,照樣能轉手高價賣出去,最后還不是一樣?這就叫黃牛。再說,你賣粥的價格公開透明,又沒有公開歧視窮人。窮人要是真餓了,一樣也會愿意出高價;不出高價,說明人還沒有餓到非吃不可。你不用覺得有什么不安的。
王二還是覺得不妥,說:我還是先來先得,免費施粥吧。這樣,我覺得更公平一點。
王二的兒子立刻說:爸,這一點也不公平!憑什么先來的就是最需要喝粥的?先來的都是那些時間最不值錢的。而且,這樣會造成很大的浪費。很多人都要排上一晚的隊,這不是浪費時間嗎?最后,你還是不能阻止人拿到粥之后再轉手賣掉,最后粥不是還會落在愿意出高價的人手里?你想違背經濟規律,最后不解決問題,還增加麻煩。
王二說:麻煩就麻煩吧。我覺得先來先得更合理,你別多說了。
每年到了春運時節,火車票該不該漲價就成了一個熱門問題。需要看明白的是,火車票價問題實際上是有限的火車運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問題。有1000個人想坐火車回家,鐵路系統只能提供800個座位,誰上車誰不上車就成了一個頭疼的問題。事實上,給定供不應求這個基本的矛盾,火車票的分配是不存在“完美”的解決方案的,因為無論怎么解決,最后都會有200個人不能坐火車回家。任何覺得自己有絕妙方案解決車票問題的人恐怕都得虛心承認,其實不存在絕妙的方案。
面對供不應求的情況,最經典的解決方案,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是正確的解決方案,就是提價。物以稀為貴,火車票稀,所以貴,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所以那些主張提價的建議是完全有其合理的一面的。
但我們必須意識到的是,火車票提價是有分配后果的。這里面有兩層不同含義的分配后果。如果整個人群的收入都是完全一樣的,唯一不同的只是他們坐火車回家過年的意愿,那通過提價,可以有效地讓那些最想坐火車的人最終買到票,這樣的分配后果恐怕無可厚非。問題是我們的人群收入不完全一樣:有些人很有錢,有些人一般有錢,有些人沒什么錢。在我們很輕松地提出通過價格手段擠出200人的時候,我們必須得意識到,這被擠出的200人不會是一個隨機的群體。因此,第一層次的分配含義是,通過提價,我們擠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會里的弱勢群體?這就像王二所擔心的,如果他讓價高者得,會不會最后沒粥吃的都是窮人。
還有就是,即便是那些可以最終買到票的人,提價之后,他們都必須得付更多的錢才能回家。因此,提價的另一個分配含義就是,乘客要給鐵道部交更多的錢。和王二一樣,鐵道部確實得回答是不是在賺黑心錢的問題。
因此,反對火車票提價的人也是有理由的,而且他們的理由沒有在任何意義上比支持提價的人更弱。
有人會說:等等,反對提價的理由似乎適用于任何商品。難道說任何時候提價都得考慮分配后果?從某種程度上說確實如此。這也是通貨膨脹是經濟面臨的一個大敵的原因之一。不是所有人都在通脹的時候受損的,通脹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更大,所以通脹往往會有嚴重的政治后果。但應對通脹的辦法當然不應該是限制提價,而是從根源上消除通脹,比如說收緊貨幣。
回到春運火車票的問題,春運火車票至少有4點使得它很特殊,使得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一是春運回家的需求是一種彈性很小的需求。雖然說春運是一種剛性需求恐怕過度了,剛性需求是指人們會不惜一切代價都要回家,但一般人大概都會同意,春節團聚對絕大多數中國人很重要,因此不會因為票貴一點就不回家。這意味著,如果通過提價來抑制客流,那價格必須提得很高才可能奏效,這就加劇了前面提到的分配問題。二是春節回家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回家或者不回家。房子也是必需品,但房子貴了,你還可以選擇買得小一點,住得遠一點,而不是完全沒有房子住。回家不一樣,你不能選擇回一半家,只能是回或者不回。因此,火車票提價和比如說水價提價的后果是不一樣的`,水價提價的結果是所有人可能都會少用一點水,最后達到節水的目的。火車票提價的結果是硬硬地用價格擠出200人,而不是說1000個人每個人少坐20%,這還是加劇了前面的分配問題。三是鐵路的供給是不對價格敏感的,不論是短期還是長期。正常的商品,如果供不應求,價格上漲,很快供給就會上來,然后把價格拉下去,因此價格的上漲是一個正確的價格信號,可以拉動供給。鐵路是個壟斷部門,鐵路運力的增長恐怕和價格沒有關系,全是按照計劃來的。四是春運票價的水平并不直接影響經濟效率。水價定低了,會造成水的浪費;電價定低了,會造成電的浪費;春運票價定低了,不會造成運力的浪費——沒有人會因為火車票便宜就多坐幾次火車的。
歸根結底,春運票價的辯論不只是一個價格問題的辯論,更是一個分配問題的辯論。我在后文第三章《房地產的那些事兒》里花了很大的篇幅想要指出的一點也是:房價也有著類似的特征——不僅僅是價格問題,更是分配問題。
用非價格手段解決分配問題往往會有各種負面的影響,就像王二的兒子列出的那些理由一樣,我本人在絕大多數時候也是反對這些做法的。照顧低收入群體的最好做法當然是想辦法提高他們的收入,而不是壓低菜價、水價和電價,還有火車票價。但是給定我們的分配現實,給定我們還沒有給低收入群體和民工群體發放火車票補貼,給定我們火車的運力不可能在短期發生大的改善,給定政府確實還掌握著車票的定價權,火車票不提價或者少提價可以是一個折中方案。我喜歡這個結果嗎?一點兒也不。提價會帶來更好的結果嗎?我覺得非常不一定。
不同的人對王二和王二兒子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認可程度,但是清楚一點很重要:他們看重的東西都不是可以輕易置之不理的。雙方都應該尊重對方的觀點。
王二的經濟學故事篇2
公元前215年,在今天內蒙古的河套地區。秦朝大將蒙恬率領以步兵為主的秦軍,與兇狠的匈奴騎兵展開了一場殊死之戰。剛剛統一天下的秦軍士氣正旺,一舉拿下了河套地區。匈奴殘部望風而逃,遠遁大漠。
然而,凱旋的秦軍得到的命令,卻不是再接再厲,攻占漠北,而是轉攻為守。30萬大軍以戰國時期燕、趙、秦三國的北方長城為基礎,就地修筑長城,從西北的臨洮一帶一直延伸到遼東,橫貫東西的萬里長城第一次出現在人們的眼前。
究竟是什么導致了秦始皇停止北伐,反而耗盡全國的財力、人力去修筑長城呢?因為秦始皇不僅是我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還是一位卓越的經濟學家,他肯定算過一筆經濟賬。
讓我們站在秦始皇的角度,來思考對付匈奴的難題。首先,秦始皇統治的民眾基本上都是農民,而如果要深人大漠與匈奴作戰,就需要相當數量的騎兵。把平時基本不騎馬的農夫。轉變為強大的騎兵,不僅要花費大量的時間、金錢進行訓練,同時由于這些農民當了兵,不能再從事農耕了,還要蒙受勞動力損失。
況且。即使有了強大的騎兵,要送他們到北方草原深處作戰,糧草的運輸和損耗也是一筆很可怕的開銷。古代沒有高速公路和鐵路,也沒有大貨車,糧食運輸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十分艱難。《史記》中曾經記載,從中原地區運送一石糧食抵達北方的前線,路上運輸隊消耗的糧食競達到192石。
而匈奴騎兵的作戰成本卻很低。游牧民族從小在馬背上長大,既是放牧者,也是戰士,角色轉換很容易,甚至可以一邊放牧,一邊作戰,后勤保障比農耕民族好多了。
農耕民族作戰的成本比游牧民族要高,而作戰的.收益卻很可憐。即使占領廣袤的草原,也無法耕種。中原王朝的稅收是從農民的頭上獲取的,沒有了農民,要那么大片的草原有什么用處?即使打贏了對游牧民族的戰爭,也要被高昂的戰爭成本壓垮。
漢武帝雄才大略。曾經在對匈奴的戰爭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可是勞民傷財,大大削弱了國家的經濟實力,直接導致了漢朝的衰落。明成祖朱棣的大軍五出漠北,苦戰多年,把蒙古各部趕得四處奔逃,但仗打到最后,先吃不消的卻是明朝。
反觀騎馬的游牧民族,他們來去如風。掠奪農耕民族積累的財富輕而易舉,收益驚人。成本低,收益高,游牧民族怎么會不熱衷于劫掠戰呢?
得想個招兒,改變成本和收益上的巨大反差,秦始皇借鑒戰國時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筑長城;有了長城這種堅固工事,流動的戰場將會變為固定的戰線。游牧民族無法重演來了就搶、搶了就跑的鬧劇。必須先在長城一線與守軍打一仗。
如此一來,成本和收益就改變了。以逸待勞的農耕民族可以從附近的農田中獲得糧食,進攻的游牧民族卻遠離了放牧的草場。而且長城一線多群山,重要的道路上又修建了牢固的關隘,農耕民族的步兵只要固守防線,游牧民族的騎兵就毫無用武之地,往往還沒有搶到東西,就先挨了一頓打。
依托長城進退自如,農耕民族不用訓練騎兵部隊。熟悉農活的士兵們在閑時完全可以就地屯墾,后勤的負擔也小多了。
農耕民族的杰出代表秦始皇雖然沒有讀過現代的《經濟學原理》之類的著作,但他大規模修筑長城的舉動,的確與經濟學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規律是相符合的。修筑長城固然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內經濟壓力很大,但從長遠來看,秦始皇的這筆賬算得很精明。
此后的各朝各代,只要有條件、有需要,也都盡量采取修筑長城的方式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比如明朝成化年間,蒙古韃靼部常常進犯陜北、甘肅一帶,于是皇帝召集大臣討論防御事宜。大臣們算了一筆賬:如果征集五萬勞工,用兩個月的時間修葺長城,耗銀不過100萬兩:而派出八萬大軍征討韃靼入侵者,每年糧草、運費折合銀兩,總計耗銀近1000萬兩,成本高低一目了然。而且,軍人可以在長城之內屯田耕種,獲得一定的糧食,又節省了從內地調糧食到前線的巨額成本。于是。明朝的皇帝們選擇了修建長城。我們今天看到的雄偉長城就是那個時期完工的,在元朝初年就來到中國的馬可·波羅自然是看不到明朝長城的。
王二的經濟學故事篇3
英國,到處都是“宮保雞丁”:王宮、古堡、基督教、市政廳之諧音也。到處都是希臘式的圓柱、羅馬式的拱頂,到處都是紅磚的房、石壘的街。在中國,一百年的房屋已經垂垂老矣,彌足珍貴,在英國,二百年的房屋,屬于“年輕的老頭”,成群結隊;中國的古跡,大都埋在地下,英國的古董,大都立在地上。英國的街道,窄窄的、彎彎的,始終走不出中世紀的街巷。
英國,對于“曾經”,像走在蕩板橋上捧著一堆古瓷瓶,小心翼翼,謹防失手。
英國,一百年以上的建筑,可以向英國文化遺產基金會申請,一旦列入保護名單,所有的修葺費用都由基金會負責。產權、使用權依舊是房主,你可以居住、出租、轉讓,但不得擅自改動建筑風格,哪怕是細節。丘吉爾莊園是二百多年前建造的,在莊園里你可以看到天、看到河、看到山,但看不到邊。丘吉爾后裔已無能力維護莊園,由基金會撥款修葺,但產權還屬于丘吉爾嫡傳后代,那里至今居住著丘吉爾伯父家的后代。基金會不靠財政撥款,而是社會各界的捐獻,表現出英國人民的意愿:寧愿賠錢“倒貼”,也要保護“鄰居”的遺產。
在倫敦的泰晤士河南岸、千禧橋旁曾有座劇場,莎士比亞隸屬于此,他的大部分作品在此上演,1613年在演出《亨利八世》時被大火燒毀。1997年,英國人又原汁原味地將其重新建造起來。劇場內,依舊木廊、木凳、木戲臺、木包廂,看臺還是露天的,只能6月到9月演戲,悉如舊制。劇目全是莎士比亞的,臺詞也是莎士比亞時代的古英語。重建的莎士比亞環球劇場處在倫敦城中心、圣保羅大教堂的對岸,單單那里的地皮價值就高不可估。英國人對待遺產,就是如此一擲千金、不計代價。
英國人那么尊重歷史,因為他們看到歷史中的`合理性。現在大多數國家的車輛右行,偏偏英國依舊左行,這是征服者羅馬人的舊例,羅馬人右手持劍,只能左行,英國也左行。W68是倫敦北上愛丁堡的高速公路,其中不少路段筆直如尺,那是英國人沿襲羅馬人修筑的古道。馬車時代,道路筆直,縮短距離,節約成本。汽車時代,道路貴曲,倘若筆直,沒有變化,駕駛員就會打瞌睡。但英國人依舊在羅馬古道筑路,這樣節約占地面積,能減少筑路成本。
現在世界上都是公制單位,英國依舊是英制單位,給換算帶來不少麻煩,連英國人都煩了,但就是不變。在英國人看來,變革會帶來震蕩,引起的損失遠遠超過便利的利益,權衡兩者取其輕。
英國的民宅絕大多數是磚房結構,很少拆遷,往往歷經上百年,如果按70年折舊,現在的房子幾乎就沒有成本了,所以英國的GDP不高,但是人民很富裕。倘若天天“破舊立新”,拆是GDP,建也是GDP,GDP很高,生活成本更高。因為永遠有折舊、永遠有成本。上海有句老話:“一搬三年窮。”因為搬家總要丟棄些家當,添置些家當,這都是成本,這話論證了財富需要積累。
突然想起20世紀80年代初,有一篇論文引起轟動,題目好像是《中國封建社會為什么那么長》。它的觀點是:每當封建王朝走向繁榮,財富積累增加、土地兼并出現,越繁榮兼并越頻繁、流民就越多,最后引起社會大動蕩,多年的財富積累,化為烏有。新的朝代又重新開始積累,周而復始,社會永遠無法完成資本積累,進入資本主義。用現在經濟學的眼光來看,動蕩可以創造GDP,可以創造投資,但不能積累財富。
英國則相反,承襲傳統,溫和改良,減少震蕩,財富隨時間而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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