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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調研大學生個人總結
從去年到貴州威寧,六盤水進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調研到現在,我對于新農合的調查研究已經持續有一年的時間了。在這一年中,不斷地發現問題,總結問題,對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了解也漸漸深入。但是由于調研的形式,以及我在調研任務中的不同,我覺得,這一次的調研對我來說是感觸,收獲都是最大的。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作為一項惠民政策,從2003年試行開始,不斷地調整,以最大限度地解決農民”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誠然,在最近的幾年里,各個省份,各個地區都根據自己地方的特色不斷地對政策進行改進,以滿足農民的需求。在去年貴州的調研中,六盤水引入第三方”住院代表”參與新農合的監管就是一種創新的方式。而今年,筆者在云浮羅定以及潮州饒平調研的過程中,也發現了新農合推行的新方式。誠然,政府的出發點都是為解決農民的困境出發的,然而這些新的政策是否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呢,還是反而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是否值得在全國進行提倡?
在云浮羅定。政府實行的新的推行方式是將新農合的繳費分為兩檔,第一檔繳費25塊,封頂線是十萬;而第二檔繳費20,封頂線是4萬。這種分檔的方式增加了新農合政策的靈活性,擴大承擔得起的家庭的疾病報銷范圍,當然同時也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在調研的過程中,大多數農民都是交了25塊的,所以沒有特別調查出這種新方法的問題,但是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值得研究的新方法,我們有必要探討它的實行的優點以及引發的新問題以及是否值得推廣。濾布而在饒平嘗試的新推行方式是參加新農合的農民每一年都可以領取相同費用的藥費,與羅定的新方式不同的是,盡管大多數農民支持這種做法,但是我們也還是發現了很多的問題。首先,20塊錢的藥可以拿那些?怎樣拿?根據農民的反映,大多數都是在衛生院自己按照醫院的指導選擇所需要的藥。由于農民對醫藥的了解不夠深入,若由他們自己選擇的話則明顯缺乏科學性,許多藥都是拿了以后浪費掉,而真正需要的藥卻又買不起。其次,藥費是怎么規定的?根據農民的反映,所拿的醫藥明顯高于市場價格,到最后其實僅僅20塊錢根本就拿不了什么藥。因此,這種新的方法作為一項”鼓勵政策”本來可以起到有效地促進農民參加新農合,改變農民”沒病就白交”的傳統觀念,然而政策執行下來,卻遠遠達不到原本的目標。因此,我們也應該反思,政策的執行過程的哪些環節出現了問題?應該如何改善?
當然,作為調研來說,發現新的試行方法對于我們進行新農合的研究是有很大裨益的,然而我們調研的主要目的并不只在此,而是發現問題后解決問題。筆者去年在貴州六盤水的調研發現,鐘山區的新農合的執行情況還是相對良好的,無論從管理、宣傳,到報銷的程序、醫院、政府,農民各個環節的反映都比較完善。羅定以及饒平位于廣東,一個明顯比貴州富裕的省份,因此盡管有相關的報道和數據反映這兩個地方的農合執行出現的問題,但是筆者在調研前對這兩個地方的新農合執行情況的預想還是相對樂觀的,可是深入調研后發現問題遠遠并非想象中的簡單。
首先從管理方面來說,在榃濱鎮以及生江鎮的調研都發現,兩個地方的農合都沒有相關的專門的負責人。所謂的”負責人”只是”順便”進行兼任,也就是說隨時都有可能被調動。同時,管理的環境相對簡陋,管理人員的素質更是令人擔憂。筆者認為,政府作為政策的執行者,對于政策執行的結果起著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決定政策的走向。因此,政府人員如果沒有具備一定的素質,政府沒有充足的配備,那么就等于新農合的執行失去了基本的支持,如此下去,又怎么保證它的有效運行?
再次,從宣傳方面來說,筆者發現,政府容易陷入一個誤區,那就是在政策執行的前幾年,毋庸置疑,我們應該加大力度地宣傳它,以求得到農民的積極響應;而在過后幾年,當農民的參合率達到所謂的”相當高”的比例的時候,政府就可以減輕甚至完全放棄新農合的宣傳。壓濾機濾布然而。筆者認為,在政策執行的前期,為了讓農民認識,了解政策,確實是需要大力度進行宣傳,而在政策執行的后期,宣傳力度更不能減弱。因為政策是在不斷地調整當中的,農民有權知道國家對于新農合的新方針。就拿上面提到的饒平的新的執行方式來說,如果政府宣傳得當,農民可以都知道每一年可以拿到相同金額的藥費,那么他們就能夠更深切地體會到政策的實惠。然而調查的結果并非如此,農民中只有少數反映知道這項新的政策,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有一戶人家還是從我們調研人員的口中獲知的消息,他詫異地算了一下,他們家五口人,每年就可以拿100塊的醫藥費,從這項新政策執行到現在,就因為”不了解”已經錯過了幾百塊的藥費!幾百塊錢對于年收入2000左右的農民家庭來說是一個多大的數目!而且,筆者發現,政府在宣傳的時候也僅僅停留在”應繳多少費用”的層面上,但是他們往往沒有告知農民哪些費用可以報哪些不可以,應該怎樣去報,以及報銷的起付線是多少,異地報銷又有什么區別等細節問題,其實對于有些農民來說應繳多少錢可能不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而他們可以怎樣從這項政策中得到多少實惠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然而,因為政府的宣傳失責,他們對于政策一知半解,以至于對政策埋怨重重。政府總是會無奈他們的埋怨,認為所謂的埋怨是由于”無知”,但是他們卻沒有想過”無知”真正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宣傳失責。慶幸農民在幫助我們調查的時候也從我們口中獲得了新農合的最新的政策以及一些報銷的細節,但是畢竟我們每個小組的才四五人,我們能夠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極微的,最根本的還是政府宣傳意識的改善。只有落實宣傳問題,新農合才能走得更長遠。
第三個相對集中顯著的問題就是”門診是否可以報銷”的問題。筆者在征求農民對政策的意見的時候,無論是在羅定還是在饒平,大多數農民都反映希望可以報銷門診。因為對于他們來說,大病住院畢竟是少數,而門診費用卻占據他們每年醫療費用的大部分。盡管每次的費用不高,但是日積月累,也會給他們的家庭造成沉重的負擔。當然,從農民的角度來說,報銷范圍,報銷的比例都是越高越好。但是,我們也應該客觀的看待這個問題。畢竟,新農合政策設計的出發點是以保大病為主的,而門診的報銷肯定會加大政府的財政負擔,但是這也不是意味著完全沒有實施的可能。筆者在饒平調研的過程中,曾經試探性地詢問農民;如果每人加多5塊,可以報銷部門門診愿意么?農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加多5塊錢,10塊錢都不是很大的問題,只要有得報銷門診就好。因此,筆者認為,門診報銷的費用,換個角度說,也不一定完全必須由政府來承擔,農民也可以承擔一部分,而且起初實行報銷的比例也不用很大。對于羅定這樣的經濟比較落后的地區,實施起來可能還比較困難。但是在饒平,筆者認為有可能實行。
在此次調研中,令筆者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地方風俗、文化等外部環境對于新農合政策的執行也是具有一定的影響。在饒平調研的過程中,每到一條村,都可以找到好幾家私人診所,根據農民的反映,他們也比較傾向于到私人診所看病,而所謂的新農合定點的鎮衛生院卻只有寥寥幾個人,與私人診所呈現的完全是不同的景象。既然地方風俗的影響這么大,那么政策的執行是否可以結合,尊重地方的風俗對于政策的成功與否也是起著重要的作用。
總的來說,這是一次收獲頗為豐富的調研,至少讓我們發現了新農合政策執行中的許多問題以及一些新的方法手段,對于新農合又有了新的認識。對于我個人而言,在發現問題的同時,難能可貴的是可以有機會讓我把課堂所學的社會保障學以及政策學、公共管理學等知識進行理解運用,當然,我也發現自己在調研中的許多不足。首先,是對課本,新農合知識的掌握還不夠全面深刻,以至于在農民提出某些問題的時候沒能很好的回答。其次,在調研的過程中,缺乏對某些問題的敏感度,如果有這種敏感度的話,可以再調查的過程中,立刻向農民提出,并得到相應的反饋,而不是事后想起錯過機會。再次,盡管發現了許多問題,但是對問題的歸納,總結還是缺乏相應的理論支持以及分析能力,這還需要通過日后閱讀相關的書籍進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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