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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存的中國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辭。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節的。后來《周易》卦爻辭和《魯春秋》也是如此，不過經卜官和史官接著卦爻與年月的順序編纂起來，比卜辭顯得整齊些罷了。便是這樣，王安石還說《魯春秋》是“斷爛朝報”[1]。所謂“斷”，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節的意思。卜辭的簡略大概是工具的緣故，在脆而狹的甲骨上用刀筆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辭和《魯春秋》似乎沒有能夠跳出卜辭走。《尚書》就不同了。《虞書》、《夏書》大概是后人追記，而且大部分是戰國末年的追記，可以不論；但那幾篇《商書》，即使有些是追記，也總在商、周之間。那不但有章節，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當時的史發展，就是敘述文的發展。而議論文也在這里面見了源頭。卜辭是“辭”，《尚書》里大部分也是“辭”。這些都是官文書。

　　記言、記事的辭之外，還有訟辭。打官司的'時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叫作“辭”；辭原是“訟”的意思[1]，是辯解的言語。這種辭關系兩造的利害很大，兩造都得用心陳說；審判官也得用心聽，他得公平的聽兩面兒的。這種辭也兼有敘述和議論；兩造自己辦不了，可以請教訟師。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時候，列國交際頻繁，外交的言語關系國體和國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說更需慎重了。這也稱為“辭”，又稱為“命”，又合稱為“辭命”或“辭令”。鄭子產便是個善于辭命的人。鄭是個小國，他辦外交，卻能教大國折服，便靠他的辭命。他的辭引古為證，宛轉而有理，他的態度卻堅強不屈。孔子贊美他的辭，更贊美他的“慎辭”[3]。孔子說當時鄭國的辭命，子產生教禆諶創意起草，交給世叔審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兒他再加潤色[4]。他的確是食慎重的。辭命得“順”，就是宛轉而有理；還得“文”，就是引古為證。

　　孔子很注意辭命，他覺得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謙虛的說是辦不了。但教學生卻有這一科；他稱贊宰我、子貢，擅長言語[5]，“言語”就是“辭命”。那時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辭多指說出的言語，命多指寫出的言語；但也可以兼指。各國派使臣，有時只口頭指示策略，有時預備下稿子讓他帶著走。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時候總還得隨機應變，自己想說話；因為許多情形是沒法預料的。——當時言語，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當時的京話或官話。孔子講學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魯語[6]。卜、《尚書》和辭命，大概都是歷代的雅言。訟辭也許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寫出，而寫出的和說出的雅言，大體上是一致的。孔子說“辭”只要“達”就成[7]。辭是辭命，“達”是明白，辭多了像背書，少了說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8]辭命的重要，代表議論文的發展。

　　戰國時代，游說之風大盛。游士立談可以取卿相，所以最重說辭。他們的說辭卻不像春秋的辭命那樣從容宛轉了。他們鋪張局勢，滔滔不絕，真像背書似的；他們的話，像天花亂墜，有時夸飾，有時詭曲，不問是非，只圖激動人主的心。那時最重辭。墨子是第一個注意辯論方法的人，他主張“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9]；便是三個標準。不過他究竟是個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歡文飾，“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說他“言多不辯”[10]。——后來有了專以辯論為事的“辯者”，墨家這才更發展了他們的辯論方法，所謂《墨經》便成于那班墨家的手里。——儒家的孟、荀也重辯。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11]荀子也說：“君子必辯。”[12]這些都是游士的影響。但道家的老、莊，法家的韓非，卻不重辯。《老子》里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3]，“老學”所重的是自然。《莊子》里說：“大辯不言”[14]，“莊學”所要的神秘。韓非也注重功利，主張以法禁辯，說辯“生于上之不明”[15]。后來儒家作《易·文言傳》，也道：“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評著游士好辯的風氣，恐怕還在暗暗的批評著后來稱為名家的“辯者”呢。《文言傳》舊傳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這幾句話和“辭達”論倒是合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