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有羨魚情散文隨筆
昨日冬至，伴隨著惜冬之意，傍著近午的陽光去江濱散步。行至青年園，忽聞有人喊老師，抬首望去，見水畔有一群孩子正沖著堤上喊。于是小駐眺望，見兩個孩子跑下江堤，融入了那歡樂的群體。原來這兩個孩子有個叫老四的，讓我給聽成老師了。失意之時也被孩子們的稚趣所感染。于是，心有頓悟：孩子們的生活原本就應該是這樣的。我們這些當老師的常常在給予孩子知識的同時卻扼殺了孩子們的天性。想到此，內心里不禁為自己那幾十個弟子叫起冤來。然有憐憫這心，無回天之力。時下的教育形勢非自己一個普通教師所能改變的。
孩子們的歡笑聲，喚起我對童年的回憶。記得自己兒時，因父母管教甚嚴，從未有過眼前這群孩子們所擁有的歡樂。唯一給我留下深刻記憶的就是多次出現在我筆下的“莊稼園”，它對我來說不亞于魯迅童年的“百草園”，因為它幾乎是我童年生活的全部。
祖上是個落魄的商人，到了父親這一代已只能勉強維持生活了。爺爺竭盡全力，也只把爸爸供到了大學畢業，就撒手人寰了。爸爸為了爺爺的臨終囑托，放棄了自己的前程。屈身于吉林這個塞北小城，替爺爺養育了他的`其他六個孩子。而爺爺身后，幾乎家貧如洗。僅余的一所三合院的宅子，解放后也被政府充了公。只留下了三間房給奶奶和她的七個兒女居住。這留下來的三間正房后有個院子，但是因為祖上成份不好，每每被“無產者”蠶食，到了我出生后，已只剩下不足200平方米了。可這小小的院落，卻為我的童年提供了難忘的樂趣。
從記事時起，這個小后園子每年有四項大工程。首先，每年開春，奶奶領著我和二叔的大女兒王娣一起耕作。也就是從那時，我學會了培壟、下種、鏟地。但因為園子很小，只能種些玉米、向日葵、豆類和蔬菜。盡管如此，我卻因而有幸體會了稼穡之苦。第二項大工程就是下完種之后，把幾乎遮蓋后園子一半的一架大葡萄送上架。因為要把葡萄送到高處，最初幾年，需要爸爸或者姑姑幫忙，等我身高能夠著葡萄架時，就由我和奶奶來完成了。第三項大工程就是每年秋季收割玉米與向日葵等其它作物。當時因為不會使鐮刀，多次把手割破。第四項大工程就是要在后園子挖菜窖。十二三歲以前，則是先由我在大人在地面畫好的長方型線內挖一段，到深度快及我身高時，由大人們挖下一段。十四五歲時，我就可以獨立把菜窖挖好了。然后由大人們用割下的玉米秸子、向日葵秸子加上幾根粗木樁子搭上蓋。用四塊板釘下窖口。就可以用來儲存一冬所需的白菜、蘿卜。年復一年，究竟四大工作都何時停工，已無從查核了。只記得八十年代中后期，最后一項工程挖菜窖終止。這四大工程對別的孩子來講，也許是不幸，可對我來說卻是極大的生活樂趣。某種程度上比享用這些勞動成果還令我高興。
勞動帶給我的是大汗淋漓的快感。而享用這勞動成果的收獲感更是我孩提時代的一份愜意。每年最早享用的是蔬菜，記得當年種的最多是豆角兒。自家的豆角要比市場上買的有味道。不但吃得香，摘豆角時似乎都能感受到美味。一只只胖大翠綠的豆角入目比吃著還讓人舒服。接著就該享用葡萄了，從開始結出酸酸的水葡萄枝，我與弟妹們就開始偷偷品嘗，綠葡萄粒，酸得我們齜牙咧嘴。沒等到熟透，較低處的部分就已消耗殆盡。現在想起來這的確是一大浪費。因為，那種山葡萄最好吃的時候是上秋后，每日晨起帶著露水摘下來連同露水一同送入口中，那才是人間美味呢，酸甜酸甜的，涼絲絲的。吃過后嘴唇都成紫色的，擦不掉。葡萄香味久久不去。可到那時架上葡萄已所剩無幾。葡萄沒吃完，就該品嘗苞米的誘人芳香了。盡管那時，頓頓都是“雜貨面”，可自家那純玉米要比糧店供應的好吃多了。無論是煮，是烤，那香味能傳出好遠。那年月，在城里能吃到自己種的糧食，也是極為罕見的。
都吃完了，園子里的樂趣并未消失。蜻蜓在苞米還未熟的時候就已光顧我的小園子了。我們用鐵線揻成個圈，再安上個把，用口罩沙布做個兜兜，縫到鐵線圈上，稱之為螞螂網。用它來捉蜻蜓。尤其是在吃得再沒有吃的東西了，捉蜻蜓的興趣就更濃了。白日里我們用粗大向日葵秸子當作馬來騎，誰得到個粗大的向日葵秸子，就如同得到一匹寶馬一般。跑累了，就鉆進我們用玉米秸子搭成的窩棚里睡上一覺。有時竟至天黑，直至家人叫喊聲，將我們喚入一個滿天繁星的世界。這種神秘常常竟致我們流連忘返。弟妹們因此遭大人們訓叱，再不敢在玉米秸窩棚里睡覺了。我也索性把窩棚拆散，將苞米秸子鋪滿園子，天黑以后，便獨自到園子里躺到苞米秸子鋪成的地毯上，數天上的星星。也是從那時成，我第一次從夜空中找到奶奶講到的北斗大勺子星，找到銀河，找到長庚星（太白金星），找到……
兒趣，一去不復返了。如今我已年近不惑之年，回想一生啟智的歷程，閱歷占多半。可如今的我卻不得不違心地將弟子們關在樊籠里，連他們的一點對自由的渴望都予以扼殺。實在有違人師之德。時下我們對科學教育之“渴望”，猶如我今天對童年樂趣的向往，臨淵羨魚罷了。我國之教育改革，也僅僅處于化妝品的地位。教育經費之投入占國民經濟的比例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而且還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這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時代文明的表現。一百年前，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從中國勒索去的賠款，相當一大部分都用來發展教育。一衣帶水的東鄰的舉動與結果，已充分地說明了教育與國民經濟的關系。所以，中國教育不是認識問題。而是制度問題。把社會浪費的一半用來搞教育，龍的子孫會很快走出困境的。這種認識已是廣大有識之士的共識，然而他們與我一樣，徒有羨“魚”情，能做的只能是退而結網。在期待中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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