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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為工,一半為農的碗窯村
華寧陶質地細膩、坯胎輕薄,造型美觀,色澤靚麗,以其深厚的民族傳統內涵而曾經名噪一方,以其裝飾文化內涵豐富而富有盛名。曾有“新興(玉溪)姑娘河西布,華寧的碗香爐”一說。追溯華寧陶的歷史已經有600多年了,而華寧陶的燒制地址就在今天的碗窯村——題記
在華寧縣城以北,有一座叫華蓋山的山,在華蓋山的南邊坐落著不知道什么朝代留下的一個寺廟,名為頂寺,可以說頂寺是我們華寧縣我見過的最大的寺廟之一。頂寺占地面積很大,一直從華蓋山的山腳延伸到華蓋山的山頂,因此所建造的寺廟顧名思意就稱為頂寺了。頂寺有前殿,中殿、后殿之分。解放以后,農具廠占據了前殿。所以現在只剩下了中殿、后殿,由于頂寺的緣故,所以人們又習慣把華蓋山叫做頂寺山,F在如果你問華寧縣城周邊的人,華蓋山在什么地方,他們不一定就回答得上來,而當你問頂寺山在什么地方的時候,也許每一個人都知道。
在頂寺的西邊,則坐落著有一個1000多人的村子,大概是燒窯的緣故吧,所以這個村子過去就叫窯上,而現在則叫碗窯村。碗窯村與麒麟山南邊的華寧縣城才有一山之隔,也就是相隔著麒麟山。因此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碗窯村的人去縣城只要翻過麒麟山就到了。
解放以前,碗窯村的人大部分以燒陶和制陶為生。到了解放以后,由于政府的參與就一分為二,變成后來的陶器社和農業社了,屬于陶器社的專門從事陶器生產,是工人。而屬于農業社則是從上村和西門村剝了部分土地和牲口來,從此專門從事農業生產了,也從此變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民了。
現在每每說起來,我都還抱怨我的父親,當初在選擇的時候,為什么不加入陶器社而加入了農業社,如果加入陶器社的話,現在就可以拿退休工資了?墒羌尤朕r業社,在那個可惡的伙食團時代、可惡的生產隊時代,你們就象一群會說話的工具,栓在農業社的牲口,每天都被什么生產隊長,治保主任強行派去挖公路、被驅趕去修水庫,不用開工錢的勞動力,就如同一臺一臺超負荷運行的機器一樣,累的一身的病,到了老還這樣病那樣病的疾病纏身,卻沒有錢醫治。
現在老了,如果是別的村子還有一份土地種種,而碗窯村的土地又早被那些什么個牛村長,馬村長給賣光了,人家是賣了土地有吃有穿的,,雖然不當村民小組組長了,但是人家混得個黨員當當,有土地種,就連五保戶的土地都霸著栽,而且還能夠拿著低保蓋別墅,住別墅吃低保,而自己卻什么都沒有。我的父親說,你說加入就加入,人家要資產大的才讓加入的。不過在成了農業社的時候,也曾經有人提出過,把土地和牲口退是回原來的村子,再成立第二個陶器社,人家都答應牲口土地算錢給了,可是那些社干部生怕官當不成了,當然就不干了,后來也多次說起并入陶器社,可是那些生產隊的干部卻不干,所以一直就保留了現在這個一分為二的碗窯村了。 ( )
說起碗窯村,祖輩們卻不是地地道道的土著居民,而是明朝洪武年間從江西景德鎮移民來的一群窯工和匠人,我爺爺的祖輩就是其中的一個。由于華寧本地沒有瓷土,而在華蓋山下卻儲藏著大量的細膩的白漿泥土,白漿泥土適合燒制陶器,于是一群以燒窯為生的窯工就在了華蓋山山腳下定居下來了,并且從燒制瓷器改為燒制陶器了,漸漸地也就形成了一個以燒制陶制品為生,其他行業為輔的的村落了。
據我父親講述,在解放前,就有了初具規模的高家窯、顧家窯、向家窯、龔家窯、范家窯、張家窯,大領干窯、旱泥塘窯、大地窯等十四條龍窯。不過這幾條龍窯在解放以后由于不準私人經營就逐漸變成廢墟了,等到了生產隊時期我記事的時候就只剩下窯址了,現在人們所能夠看到的保持比較完好的七條龍窯則是解放以后成立的陶器社所建造。
華寧陶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和開拓創新,不僅研究一大批了獨具特色、造型美觀的陶制品,而且在釉色方面更是也有所創新和改進,形成了黃色、蘭色,紫色、青色,醬色等不同色彩的獨特風格釉色,黃的如純金,綠的如翡翠,白的如羊脂,蘭的如寶石,紫的如劍氣,青的如松煙,晶瑩剔透,光彩照人。其中,當數白色、綠白色、綠色最為出名。也就自然地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一方陶文化。
在我的印象當中它的一大特點是,無論多么燙的食物盛在碗里,端著都不覺得燙,用于裝咸菜的陶罐不僅咸菜能夠保持原汁原味,而且色香味俱佳,吃起來別有一番風味。
解放前,華寧陶主要以建筑陶、生活陶為主,在土地承包到戶以后,由于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華寧陶的需求量以及品種要求也有所提高,又在在原有的生活陶、建筑陶的陶制品的基礎上增加了獨具特色、造型美觀的花盆、花瓶等一系列工藝陶。
隨著陶制業的發展,也相應地涌現出一大批能工巧匠和制陶的民間藝人。可惜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講的是階級,憑的是成分,卻讓那些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和生產資料而富于創造性的能工巧匠和制陶的民間藝人無一幸免地被打成這樣那樣的地主和富農,最終戴上了地主富農那頂欽定的鐵帽子被批斗甚至遭到無情的打殺,就連他們的子女也受到了歧視,不能挺直腰桿做人,也成為當時的那些所謂的干部的出氣筒、受氣包。
有一高姓的人家就因為擁有一定的生產資料和具一定經濟實力也被劃為了地主成分的,可是當一大堆的社干部要斗他的時候,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就連夜跑去江川了,后來就在江川教江川人燒陶和制陶了,當然他也無形之中把燒陶技術和制陶工藝帶到江川去了,并且把我們華寧的陶文化帶到江川去了。到了生產隊時期,那些隊干部還動不動地三番五次地要去拴(捆綁)來斗,可是由于受到江川人的保護,讓那些隊干部幾次都撲了個空,始終都沒有得逞,直到三中全會撥亂反正之后,這個高姓的一代能工巧匠和制陶的民間藝人才得以回歸故里,最終能夠葉落歸根。當時他雖然跑了,避免了那一堆干部的無休無止的批斗,可惜在那個年代,他的家人就倒霉了。他的兒子女兒以及媳婦也因為他的緣故被株連成了地主子女。在我記事的時候,那些治保主任和一大堆隊干部還動不動就把人家的兒子媳婦拉來斗。他的兒媳婦在結婚的時候,娘家陪嫁了一件絨衣,他在外工作的大女兒又送了弟媳婦一件絨衣,由于有兩件絨衣,因此惹得治保主任和一大堆隊干部紛紛得了紅眼病,一個個真是比兔子眼睛還紅,因此常常借故把人家兒子媳婦栓來斗。記得有一次碗窯村的那個小隊保委員還強迫人家跪下,并且按著強行脫人家的絨衣。那個治保主任更是張狂,在大會上經常揚言,說是要抓那個就抓那個,要讓誰去勞改就讓誰去勞改。
隨著陶制業的發展,也帶動了除了士以外的工農商的發展。解放以前,在碗窯村子就有了一條專門賣陶制品的窯街以及一條叫后街的。不過在解放以后,陶器社所燒制的陶器由供銷社統一銷售了,而窯街就只剩下一些從事農業生產和陶器社職工的住戶了。
在解放前,窯街和后街兩條街都很熱鬧,在窯街就有了許多多專門經營陶器的商鋪,商鋪有大有小,很多人家都在經營著自己燒制的陶制品。一到春冬兩季,窯街就云集著四面八方來的商人,有本地做陶制品生意的商人,也有外地來販運陶制品的商人。有的是工商兼營,自己燒制自己銷售,有的是專門從事販賣陶制品的商人,當然也有單單只燒制而轉手給人家銷售的。
解放以前,從事陶制品的商人也是有大有小,有的商人做的生意很大,甚至把陶制品生意做到了省城昆明。部分商人從華寧經過人挑馬托把把陶制品運到盤溪,然后從盤溪運往昆明,當然也有的商人只是把陶制品轉賣給盤溪的商人,然后又從盤溪出產的紅糖販運來華寧賣;有的則經過人挑馬托從華寧直接運往昆明銷售。在陶制品銷售的過程中有用物物交換的,也有貨幣結算的,而華寧周邊鄉村以及山區的那些用戶來買陶器則多用實物交換,也就是他們生產的農產品交換。
隨著陶制業的發展,也引來了同姓不同宗從事不同職業的各種形形色色的人。解放以前,居住在碗窯村的人家,除了燒制陶制品的,還有做工的,也有租種別個村子田地的,有從事小商小販等等各種職業的,當然也不泛好吃懶做的二流懶漢,可以說過去的碗窯村是個龍色混雜的村子。
對于碗窯村的人來說,同姓不同宗就有好幾戶。有車姓,車姓的祖先現在被人們都追溯是華寧陶的鼻祖;汪姓家族比較大,據說他家由于祖墳葬在了一個叫蛤蟆墳的地方,所以人丁比較興,支派也比較多,當然,其他的還有好家。有兩家高姓,兩家高姓來自不同的地方,所從事的職業也不盡不同,一家就是我上邊提到的燒窯和制陶,一家靠租種別個村子的土地為生。還有兩家毛姓,一家來自山上,一家不知道來自什么地方,都是給人家看墳地并租種公處的田地,據人們的傳說不知道來自什么地方的哪一家由于他家的房子坐落在一朵蓮花的地勢上,所以在解放以后都是這樣那樣的生產隊領導,并且就連不當領導都甚是得意,人前人后經常炫耀他家和毛主席是一個姓,想占那里就占那里,誰也管不著。
那個時候評定階級成分也讓人莫名其妙,一家人都會出現幾種成分,向姓人家有哥三個,老大家被劃為地主成分,而老二家老三家則是中農,從此兄弟反目,成了階級敵人。其實那個時候父子兄弟因為階級成分的關系成為階級敵人的比比皆是,枚不勝舉,又何止向姓一家呢。
仲姓雖然不發達,也有好幾家,我的爺爺有一個哥哥和我爺爺,還有一戶是專門管理坐落在碗窯村的慈云寺過去叫齋公的,慈云寺面積比較大,是個四合五天井的大寺廟,雖然沒有頂寺面積大,可是和周邊村子的寺廟比起來也算是數一數二的了,也不知道建于寺廟朝代,總之從我父親記事以來就存在了,并且慈云寺還有部分公田的收入維護和修繕著。
而經常來我爺爺家里經常來蹭飯的那個仲什么風的就連我的父親就不知道是什么來路了,這個人在我父親小時候的眼里只是趕著也不知道是騾子還是毛驢的,只是每逢街上販賣幾頂淋帽賣。不過不知怎么回事,這個仲什么風卻把我那位強勢的奶奶哄的團團轉,因此我的那位那位強勢的奶奶寧可自己的兒女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在生活上對仲什么風也是有求必應,照顧有加,在我父親的眼睛里是三天兩天來蹭飯,而咸菜是一罐一罐的抱去。由于我爺爺奶奶開始生的三個孩子都夭折了,所以在生下我大伯父之后,那怕大人吃不吃,對于剛剛會吃飯的我大伯父則是就一團剁肉一嘴飯,如果沒有肉就吐了出來,由于從小嬌生慣養,所以我大伯父都長大成人都不會干活,每天就只會養雀養鳥,后來還染上了賭博的習氣,而在生下其他兒女之后,大概我的那位強勢奶奶因為我大伯父的緣故,因而對其他子女都比較嚴厲,采取的是了棍棒出孝子的教育方法,所以說除了我大伯父以外的其他兒女簡直就是養豬養狗了。并且為了生活好一點,我那位強勢的奶奶不僅省吃儉用,還每天是逼著一家人沒日沒夜的死做。
過去的碗窯村,由于受經濟條件的限制,經濟基礎都比較薄弱,所以都是幾家人乃至十幾家人甚至是幾十家人合起來燒一條龍窯是常事。我的爺爺開始是給人家揉燒窯的陶泥和踢盤的,而他的哥哥則是給人家破窯柴。由于我的爺爺給人家踢盤,到了后來就學會了做陶制品。加上我那位強勢的奶奶每天是逼著一家人沒日沒夜的死做,好容易積攢了一點積蓄,在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之后也就與人合伙燒窯了,而我的大爺爺則是一輩子只能是給人家破窯柴。
我們這里燒制陶器的龍窯叫一條,龍窯是頭小尾大,而一條龍窯又相應地被劃分為十幾隔,不過越靠近龍頭的面積越小,而越靠近龍窯尾面積反倒越大,我們這里數龍窯的隔數往往是從龍窯頭開始數。有一范姓哥兩個,哥哥弟弟都同與人合伙燒著一條龍窯,哥哥家燒十一隔,弟弟家燒第八隔,不知道怎么回事,哥哥家往往是在賣了陶器以后還不夠買窯柴,就連給工人發工資的都要借貸,而弟弟家卻有所剩余。在解放以后土改時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哥哥家就成了地主,而弟弟家則是貧下中農。在那大興指派民工年代,哥哥被生產隊的干部們強行派去了水庫,挖公路。最后在修黑箐溝水庫的時候,也不知是餓死的還累死的,總之是死了。在那一窮二白的年代,他的兒女們只能用一領稻草席子把他抬回了家了。不過,他還算好了,那些死了沒有人收尸的則是一個個被曬成了火柴頭。而他的弟弟家由于階級成分好。沒有被派去挖公路,修水庫,所以一直活到了壽終正寢。
當然,碗窯村也有一家人有一條窯,也是獨一無二的一家,不過他家的人特別多,解放以后被劃為最大的地主給鎮壓了。
過去的碗窯村,不僅受經濟條件的限制,還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在夏秋雨水季節,泥胎是沒有辦法曬干的,所以也就沒有辦法繼續燒窯了,因此碗窯村人除了燒制陶器以外,還租周邊村子的土地耕種,所以碗窯村燒窯的那些人家一直都過著半工半農的生活。我的爺爺一家就是除了冬春兩季節燒窯以外還租種上村人的土地栽種,地點在過去的打石頭山,現在則叫松樹地的地方。
而當那些燒窯以及制陶人家有了一定的積蓄之后,有的也就零零星星的買了一些周邊的村子的少部分土地自己栽種,并且在臨近解放的時候,一些人家還搞不清當時的形勢而買了一部分田地被劃成這樣那樣的地主富農了。我的爺爺家就是這樣的,我那位強勢的奶奶不僅逼著一家人沒日沒夜的死做,因此不僅與人合伙燒窯,而且還買了兩公半雷響田自己耕種,因此在土改時期,那個被那個經常來蹭飯,那個仲什么風的搖身一變變成了村長,硬說我爺爺家埋有什么浮財,就這樣我爺爺就被劃為富農了,除了我大伯父一家子因為當時的工作隊隊長陳連采看上我大伯父的女兒做兒子媳婦被評定為上中農,其他兒女因為沒有成家也就跟著成了富農子女了。
由于陶制業的興起和發展,也解決了當地部分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為當地的剩余勞動力提供了一定的就業機會,讓當地人多了一份就業選擇。
過去的華寧原本是個干壩壩,是靠天吃飯的地方,田地基本上屬于雷響田,因此人們也就這樣的說法,每到農歷五月十三,是關圣老爺(關公)就磨大刀的日子,關圣老爺(關公)磨大刀一般都會下大雨,因此很多農戶在農歷五月十三的頭一天都會把稻谷秧苗拔起來等著農歷五月十三關圣老爺磨大刀下大雨的時候泡田栽秧,據說還比較靈驗的。
靠天吃飯的華寧每到冬春兩季生活用水都很困難,更不要說農田用水了,由于農田缺乏水,因此大部分田地冬春兩季都無法栽種,當然也就沒有收成了,而那些以靠耕種討生活的人家也就進入了每年饑荒時期,對于那些靠給人做工的人家更是難上加難了,對于大部分農戶以及給農戶幫工的人來說,則是閑著身子餓著肚子,可是到了夏秋雨水季節農戶又忙不過來,因此經常出現請不到工的現象。陶制業的興起和發展由于季節性對勞動力需求的不同,恰恰緩解了春冬兩季農閑時勞動力的就業問題,而在夏秋兩季農忙時節又為農村提供了相應的勞動力。
陶器的燒制得利用冬春的晴天時節,這樣那些以耕種為生的農戶以及那些給農戶做工的人家就可以利用冬春兩季的時間到燒制陶器作坊去做工,掙一份工錢買米買鹽等生活必需品以解決冬春兩季的饑荒。對于那些靠燒制陶器的窯工與匠人在夏秋雨水季節沒有活計做的時候又則可以去給那些栽種田地的人家做工,換一些糧食來階級夏秋兩季的吃飯問題。這本來是一種勞動力互換的供求關系,是在你情我愿的基礎上進行的,換一種簡單的說法,就是我來幫你,飯菜合口、工錢合理,我可以給你多干幾天,如果飯菜不合口、工錢不合理,我可以走人另趕別家;對于請工的人家來說,如果你干的好,誠實可靠,我可以多請你幾天,如果干得不好,甚至偷奸;,那請你另謀高就。可是在解放以后,這種勞動互換的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在一些人的眼睛里一下子就變成了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了。
其實,在政治經濟學的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計算公式里,只是提到工人做工得到的工錢需要的相對時間和絕對時間,,卻沒有把生產資料占有者所要承擔的各種稅收和技術革新所需的費用以及生產資料占有者得承擔相應的風險值算進去,也就是在計算的時候,采取的是從原料到成品所產生的利潤來計算,而認為延長勞動時間所創造的價值,完完全全落入擁有生產資料的人的口袋里了,如果按照正確的算法應該是從成本投入到貨幣回收回來所產生的利潤來計算才完全正確。
而對于處于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來說,那些生產資料占有者不僅受到外國資本家以及官僚資本家的層層擠壓,還得承擔一系列的風險,包含市場風險,安全風險,其中,還有工人生產出來的產品的不合需要的費用的風險,另外還要承擔稅收以及一些七零八碎的費用,在過去還有土匪的搶劫以及那些地痞無賴的敲詐勒索以及做一些公益事業等等費用,所以把生產資料占有者請工說成是對雇工的剝削不是完全正確的,也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而偏偏有的人是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整天只會唱高調。
好在我們國家正本清源,在撥亂反正之后,制定出適合中國國情發展的基本國策,終于讓我們國家走上了正規。也讓那些曾經對中國作出貢獻并且富于創造的時代的精英給予平反。
現在國家更是鼓勵自主創業來解決更多的剩余勞動力,當然對于打工仔來說,除了那些唱高調說是不給資本家打工只會吃低保的人而外,已經沒有人會把請工的人往剝削上想去了。
2013年5月,碗窯村被玉溪市人們政府公布為第二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這讓那些曾經遭受不白之冤長眠于地下的能工巧匠們多少算是點安慰吧。
安息吧,我的祖輩們,安息吧,那些曾經對華寧陶的發展作過貢獻的先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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