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諒與不諒勵志人物故事
梁漱溟比馮友蘭年長兩歲。雖年齒相若，卻一為師一為生。大概因為年紀相仿，兩人相稱并無所謂先生與學生，而是朋友。自從在北大哲學系結識后，彼此交誼久遠，且都成了著名學者，尤其在哲學上均有造詣。兩人一度交往頻繁，關系甚密，孰料后來分道揚鑣，形同陌路。讓人意外的是，這兩位大師之間的分歧不因性情，不因學術，而因人格。
上個世紀70年代初，在中國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對孔子的大批判、大否定。馮友蘭原本是以光大儒學為己任，可運動一開始，便一反自己的歷來主張，隨著潮流發表了大量的批孔、批尊孔的講話和論文，百分之百地否定了孔子。對此，梁漱溟先是出乎意料，后是極不以為然。在日記和書信中，梁漱溟激憤地譴責馮友蘭，認為他批孔的文章根本不值一讀，認為他那些批孔的言論簡直一塌糊涂。更讓梁漱溟不能接受的是，這位曾經好誦“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密友，竟然諂媚當權者，為迎合時務而卑躬屈膝，成了“御用學者”。
當然，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難，書生氣十足的梁漱溟嚴于律己，不因外界的壓力和變化而改變初衷，但對馮友蘭，他卻并未強求。只是，馮友蘭的.“變節”，讓梁漱溟失望而痛惜至極。從這以后，二人也就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了。
這種不相往來的尷尬狀態一直持續到晚年。馮友蘭90壽辰的時候，設家宴招待親朋好友，梁漱溟也在被邀之列。當馮友蘭之女宗璞女士電話相邀時，梁漱溟在電話那頭一再重復“我不去”，且面帶慍怒之色。宗璞女士好話說盡，梁漱溟也無動于衷，最后仍是厲聲拒絕，還重重地掛了話筒。翌日，梁漱溟給馮友蘭寫了一封信，說明了個中緣由。大意是北大舊人只存你我二人，本應會晤，只因馮友蘭曾與世俯仰，推波助瀾，故不愿來參加壽宴。而且信上沒有上款，按馮友蘭的理解，梁漱溟是“不欲有所稱謂也”。也就是說梁漱溟不愿意再稱馮友蘭為“老朋友”，恥與為友了。馮友蘭雖覺受辱，但仍對梁漱溟的耿直深感敬佩，于是復函指出梁漱溟“疾惡如仇之心有余，與人為善之心不足”，感嘆“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希望“有一歡若生平之會，以為彼此暮年之一樂”。馮友蘭還托女兒隨信寄去了自己的《三松堂自序》一書。
書到之后，梁漱溟便作了認真閱讀。那時的梁漱溟健康狀況已大不如前，不時還因腰痛臥床休息。三四天后，終于將書讀完。馮友蘭在書中對自己當年的言行作了深刻反思，滿心懺悔地寫道：“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見馮友蘭對自己的錯誤作了檢討，一直耿耿于懷的梁漱溟，態度明顯改變。他很快復信過去，表示“甚愿把握面談”，這一回他又稱馮友蘭為“芝生老同學”了。不久，在宗璞女士的安排下，梁漱溟和馮友蘭在木樨地有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會面。
梁漱溟一向重視交友之道，他認為朋友之間以同情為根本，以了解為前提，當指出朋友的毛病短處時，要有一種原諒的意思，而不是只給一個刺激就算完了。在《朝話》中，梁漱溟說：“朋友不終，是很大的憾事。”從這一段公案中，我們看到了梁漱溟對馮友蘭的不諒與諒，這也正是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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