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來就該當記者勵志文章

　　“如果我不做新聞記者，我不知道我的價值何在？我生來就該當記者，置身于社會時局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寫出自己的語言。苦悶是每個人的傷口，我要吶喊！”15歲的醫學專科學校學生奧莉亞娜?法拉奇在自己的日記里這樣寫道。

　　這段話顯然缺少了一點目前時髦的精英氣質和文藝調調，現在談論法拉奇這個稍顯“過氣”的女記者，也遠不如談論李普曼、談論光榮與夢想之類有吸引力。

　　不過，我還是很慶幸自己讀完了這本書，（內蒙這個版本確實其爛無比，有機會還是要把新華出版社的找來看看），14篇采訪錄，其中包括收錄在《鄧選》第二卷里的那篇。

　　14篇訪談只能讓我看到法拉奇的一部分，她的采訪確實都堪稱經典，哪怕是一個話題轉換的技巧，也值得寫入采訪學的教程。

　　采訪基辛格時，二人關于越南問題的兜圈子，簡直像一段相聲：基辛格擔心過多談越南對自己不利，于是在采訪開始后不久就發誓再不談越南了，結果卻一而三再而三地被法拉奇給繞了回來。采訪中，基辛格第三次被法拉奇誘惑到越南問題上來時——他滔滔不絕到一半，突然驚叫道：我們怎么還在談論越南？

　　李鴻谷在一次演講中提到，我們很多人都受了法拉奇那個經典采訪的誤導，過分強調“提問者的權利”，但最終形成的是“權力者的提問”，以致假監督之名，進行審問式的采訪。確實，我們誤讀了法拉奇，法拉奇的背后并無權利，她的采訪絕無居高臨下，也不是刻意與強人對立，她之所以能在任何強勢人物前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態、不依不饒的追問，乃是因為她有一整套完整的價值觀的支撐，這讓權勢者無法擊倒她——除非你能從價值觀的辯論上讓她折服。

　　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對伊朗國王巴列維的采訪。這個陰郁的男人十分自負，在采訪中，他時刻保持著對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社會形態和前途的不屑。“你們絕妙的民主！再過幾年你們將發現你們那絕妙的民主會走到哪里。”他對法拉奇說。

　　巴列維：“民主！民主！讓5歲的娃娃去罷工，去游行，這是民主？這是自由？”

　　法拉奇：“是的，陛下。”

　　巴列維：“……民主，自由，民主！這些詞意味著什么？”

　　法拉奇：“陛下，請原諒，如果您允許我解釋的話，我認為這些詞意味著：當尼克松來德黑蘭訪問時，不從書店里拿走某些書籍。我知道我寫的關于越南的書在尼克松來訪時從書店里被拿走，在他走后又被放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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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這一段對話讓我越發覺得，法拉奇的那種姿態是目前的我們無法做到的，不是我們不能理解什么叫客觀報道，不是我們不會用一句輕松的俏皮話來開啟一個采訪，而是她所追求和信仰的那一套價值體系，我們從來就未完全理解，更未完全接受過。

　　我們之所以會誤讀成“權力者的提問”，是我們從來只相信——只有強勢、權力才能帶給人對話時的勇氣。我們不知道，一個完整的價值觀、一個堅強的內心、一個對理想世界有自己認知的人，也可以內心強大——這種強大，足以讓我們坦然面對任何強權者，甚至強權本身——就像法拉奇在面對她的采訪對象時那樣。

　　所以，讀完全書，我大致知道了，從15歲時開始，法拉奇為成為一名記者做了哪些方面的積累和努力。我知道，很多方面，我們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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