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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懷師恩校園故事
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不但在大處塑造一個時代的學風，而且也常常在小處替一個青年人安排好一生的路程。已故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字孟真)先生就是這樣一位教育家。
傅孟真先生于1949年1月接任臺大校長，至1950年12月20日因腦溢血猝逝于“臺灣省議會”議場，前后主持臺大校務尚不足兩年。在短短的兩年中，他為臺大樹立優良的學風，也為臺灣的學術研究立下堅實的根基。作為臺大的一分子，作為臺灣學術研究圈的一個成員，我和其他人一樣對傅先生懷有無限敬仰之意。可是，就我個人求學的歷程來說，我對傅先生懷有終生無盡的感激之情。
我是1948年9月考取臺大歷史系的。當時傅先生尚未出任臺大校長，學校也因時局及屢次更換校長正處于極不安定的情況下。當傅先生蒞任數個月后，一切校務都很快地走上正軌。傅先生不但在短期間內穩定了整個學校的行政，而且“帶”來大批在國內學術界極負盛名的學者。傅先生自己是學歷史的，同時也是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負責人，因此隨他南下的學者，有很多是史學家，更有不少著名的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如李濟、董作賓、凌純聲、芮逸夫諸先生也都來到臺大。當我在歷史系讀完一年級進入二年級時，我們真是高興得不得了。因為，我們不但能接觸到史學大家，并且可以直接聆教于從前只能在教科書上看到大名的考古學者與人類學者，我在接受他們教誨之余，已深深地為這些新的科目所吸引住了。此時，在傅先生的策劃下，新成立的考古人類學系也自歷史系分出，所以當我讀完歷史系二年級時，我就決定轉系去讀考古學與人類學了。
當我正興高采烈準備辦理轉系之時，一件大難事出現了。考古人類系是在傅先生來后半年，也就是1949年秋天才成立的。到1950年秋季我讀完史學系二年級要升三年級時，該系只有二年級，所以不能收我為三年級學生。假如我一定要轉系，就得降一班就讀，也就是“降轉”。當時，我興趣很濃，而且追隨名師之心甚切，并不在乎多讀一次二年級。不過問題并不在于我是否愿意降一級，而是因為一旦降了就不能保留我賴以就學的“獎學金”。在1951年以前，考取臺大的學生成績在每班前百分之五者，可以得到全額獎學金。我在入學時很幸運地得到這份獎學金，獎學金不僅是榮譽，而且是我求學的保障。當時我家里經濟支援中斷，沒了獎學金，就不能再讀下去。可是，獎學金顧名思義只獎給成績好的學生，如何能獎給“降級”的學生呢?雖然我當時進退兩難，可心里很不服氣：雖說我是“降班”的學生，可并非因為成績不好，而是學校沒有“三年級”可讀才“屈就”的。我以此與教務處的人爭辯，但他們總無法通融，即使是當時的教務長，也就是傅先生逝世后繼任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先生也愛莫能助。不過，他告訴我，這種有關規則的事假如要改變，恐怕要校長批準才行，他要我寫一張說明去見校長。
傅校長是一個喜歡與學生接觸的校長，他來校后沒多久，我們已見過他好幾面，特別是史學系的學生，更有機會碰到他。單獨去見他，對于一個二年級的學生來說，確實有點膽怯，不過，為了堅持自己的興趣，我終于硬著頭皮去見傅先生。他讀了我的報告，沒有立刻表示可否，先問了我三個問題：頭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要轉考古人類學系?我說明了我的興趣與想法后，他點頭表示滿意。在我稍嫌冗長地做說明時，他一面燃著煙頭，呼呼地抽煙，一面認真聆聽，現在想來，以他那樣繁忙的工作，肯耐心聽一個初入門的學生訴說志愿，實在是不多見的。接著，他又問我知不知道讀人類學的人經常要去做田野工作，那是很苦而且要離家很長久的，估量過自己能忍受得了嗎?我回答說我相信自己能忍受。他又問我是否知道讀這一“冷門”專業，將來只有教書或研究的路，那是不能賺錢的。我回答說我來自教書的家庭，我對教書或研究有興趣。傅先生聽完我的回答，沒有再說別的，立刻在我的報告上批了“準予保留獎學金”。于是，我滿懷欣喜地離開校長室去辦手續了。
現在想起這段往事，雖已事隔多年，我仍歷歷在目，因為這件事關系到我一生的前程。當時若不是有一位這樣開明的校長，我可能就要被迫放棄轉讀人類學的企圖，而以后的發展，也很可能大有不同了。所以每當我想起這段往事，總是對這位良師懷念不已，所幸我并沒有太過辜負傅先生幫助我轉讀人類學的苦心，如今我仍留在人類學研究的領域里，也繼續留在臺大的考古人類學系擔任教職，同時也特別對那些真正有心要轉讀人類學、考古學的人給予幫助與關切。現在考古人類學系在學的學生中，有三、四位轉學來的同學能體會出我的這番心意。我想傅先生地下有知，也許會同意我把他施于我身上的“恩”，再轉之于新生一代身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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