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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耶魯大學戰斗的五周
我在耶魯大學戰斗的五周
2013年暑假，我有幸參加了耶魯大學舉辦的一個為期五周的暑期學習項目(Yale Summer Session)。這個項目將平時一個學期課程的容量壓縮到五周完成，但課程要求分毫不減，因此我們上課的次數比平時要多，課業負擔更是繁重不已。現在回想起來，我在耶魯的五周真是戰斗的五周，每天的閱讀量都要過一百頁，論文加起來寫了一萬多字。不過這段經歷讓我在學習上大有進益，因此可以算作不虛此行。
兩個人的課堂
在耶魯的五周，我選了一門現代美國文學課程，這個課程讓我對文學的理解上了一個飛躍式的臺階。
我當初選這門課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到美國來，當然要聽聽美國教師對本國的文學作品的見解，開闊自己的思路。說實話，我當初選這門課時心里挺膽怯的，因為課程提綱(syllabus)里列的都是一個個我沒聽說過的作家名字。開課前，我和老師通過郵件溝通了一下，問她像我這樣的non-native speaker可不可以選這門課。老師回信說：“我非常認真地建議你考慮一下是不是要繼續上這門課。這門課是開給高年級學生的一門高級文學課，我預想每個同學都是very comfortable with English。”聽后，我更是心驚膽戰。但是我抱著一定要學點新東西的決心和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兒，還是堅決地選了這門課。后來，在這門課上了一大半后我才了解到，課程序號的數字越大意味著課程難度越高，而這門課的序號English 290是此次項目中英文系所有課程里序號最大的，連莎士比亞選讀這樣的課程的序號才以1字打頭……如果我當初了解這一點，或許就不會有勇氣選這門課了。
上第一節課的時候，教室里大約有十個學生。我長舒了一口氣，因為我還看到三張中國面孔：兩個香港大學的學生和一個來自內地的高中生。其余的包括一個西班牙人、一個英國人以及來自耶魯的幾個學生。第一節課上，老師講授的是現代主義思想(modernism)和仔細閱讀(close reading)的文學研究方法，這些都是我們中國學生從未深入接觸過的，難度非常之大。于是，要不要退課成了我們這些學生心頭懸掛的一個問題。剛上課時，老師讓大家談談為什么選這門課，那個內地高中生說：“我的SAT閱讀成績不夠高，我希望SAT考得更好……”在課上到半截時，她又突然站起來對老師說：“我想我選錯了課程，我現在能退課嗎?”看到她的這種表現，我內心有些失望。很多中國學生總是帶著諸多功利心在學習，而這樣做似乎很難做到優秀。
第二次上課時，我們左等右等，結果最后班里只來了三個學生：只有我、一個英國學生和一個耶魯學生，其他人都退課了。又上了幾節課后，“耶魯姐”也退了，于是只剩下我和英國學生兩人，這個課堂便成了兩個人的課堂。
事實上，上完第一堂課我也很猶豫要不要退課，我知道自己水平不夠。可是我想了想，我為什么要來美國的耶魯呢？不就是要學我在中國學不到的東西嗎？就算我做不到美國同學那樣的參與度，哪怕聽一聽他們的討論，收獲也是極大的。堅持下去不就是丟丟面子嗎？可在班里同學面前丟點面子也不算多嚴重。于是我決定固執地堅持下去。
當然，我很快為自己固執的堅持付出了代價。第二節課的基本形勢是這樣的：耶魯學生、英國學生在那里侃侃而談，而我只負責點頭，即使偶爾舉手參與一下，也是在問“這個詞是什么意思”之類的低級問題。第三節課，我發現自己也能插得上話了，不過談論的層次完全和人家沒法比，就好像她們在談微積分，而我在談二次函數。不過后面幾節課，隨著我對文學欣賞方法的理解不斷加深，以及對作家們語言風格的不斷適應，我發現自己有了神奇的進步。我已經完全能夠和她們一起談文學了，雖然水平差距還是很明顯，但至少是在一個層次上了，而且還能不時地蹦出兩句精辟之語。若不是把自己逼到墻角里，我也許永遠也想不到自己能和美國同學坐在同一張桌子上討論他們的母語文學。我更想不到自己竟然最終在這門課上拿到了一個A。
仔細閱讀這一閱讀文學作品的方法是我在這門課乃至耶魯的整個學習過程中收獲到的最重要的一個理念。老師以美國詩人T. S. 艾略特的《J•阿爾弗瑞德•普羅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其中的三行詩為例向我們講解了這一閱讀方法。
Let us go then, you and I,
When the evening is spread out against the sky
Like a patient etherized upon a table.
對于這三行詩，老師先讓我們回答哪些詞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我們當中有的說是etherized，有的說是evening，還有的說是against。我們分別從自己理解的角度說明了理由，都認為這首詩是情詩。但老師引導我們說：“那么如果你在戀愛之中，你會把自己比作病人嗎？”老師讓我們注意這里出現的風格轉換：“第一句‘Let us go then, you and I’是很正常的情詩風格，可到了第三句，卻不怎么像情詩了。”老師提醒我們不要忽略第一句中的一個詞——you。老師問：“這個you到底是誰？”我們都毫不猶豫地說是Prufrock的情人。但實際上，在認真學習了這首詩之后，我發現情況并非如此。雖然對于這首“神作”的理解很多，但我自己比較贊同下面：這首詩根本就不情詩，不是寫求愛不得的郁悶，而是寫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人們空虛、壓抑的心理，而這里的you指的是普羅弗洛克自己，根本就不是指他的情人，這就是現代主義的模糊性(ambiguity)。
我們過去讀文學作品，大多還是停留在情節層面的。事實上，我們研究文學時，不僅要深入到句子層面分析，更要深入到字詞層面分析，因此，仔細閱讀(說白了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讀)是研究文學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途徑。后來我就一部名為What Maisie Knew的小說寫論文，我的第一稿分析的是主人公小女孩Maisie的心理成長歷程。當時我自以為寫得挺好，誰知交上去后，老師給我潑了一盆冷水：你這只是情節總結(plot summary)，根本算不上是對小說的分析(analysis)。我于是問，情節總結和分析到底有什么區別？老師說，你就根據你最感興趣的一個小說片段(1~2頁)寫這篇5~7頁的論文。我心想，這怎么可能？但是當我真的靜下心來一個字一個字地仔細閱讀的時候，才突然發現大有寶藏可挖，也才體會到根據感興趣的片段寫篇論文其實一點都不難。
昏天黑地地讀書
耶魯的文學課不僅對閱讀的細致程度有著極高的要求，指定的閱讀量也是驚人的。我們學習的都是現代派作品，這類作品無論從語言上還是從思想深度上來說難度都是很大的，對于我這樣一個non-native speaker來說就更是難上加難了。五周中，僅現代美國文學這一門課我就讀了不少書籍，包括What Maisie Knew (Henry James著)、Q.E.D (Gertrude Stein著)，In Our Time (Ernest Hemingway著)、The Waste Land (T. S. Eliot著)，Color Struck (Zora Neale Hurston著)以及The Sound and the Fury (William Faulkner著)。同時，我選的一門冷戰史的課程閱讀量也一樣巨大。因此，那時的我每天讀書都讀得天昏地暗，但現在回想起來也有很多樂趣在其中，因為從中我獲得了很多新的認識。
Color Struck是我接觸到的第一部黑人文學作品。閱讀這部作品的第一大難關就是語言——黑人的書面英語完全就是“奇葩”的音標符號！之前學過《湯姆•索亞歷險記》(The Adventure of Tom Sauyer)的課文，里面的一個黑人小孩講黑人方言，因此對于黑人英語我還是有一點心理準備的。但當我看到整部戲劇都是這種黑人英語的時候，我的頭都大了！像這句None ah yo’ bizness (None of your business)還能猜得出來，而像Gwan (go on)之類的詞匯我是打死也猜不出來的。
我連蒙帶猜地讀完了這部作品。然而，就是在連蒙帶猜的閱讀中，我第一次對美國的種族問題有了相對深入的了解。在我們眼里，黑人會受到白人的歧視。但我沒想到有些黑人內部也是以膚色的深淺來劃分等級的，比如這部戲劇的女主角是純黑人，她在黑白混血(mulatto)的另一個女孩面前就會感到極端不自信，甚至不自信到有點神經兮兮的地步。該書的作者Hurston是哈萊姆文藝復興運動(Harlem Renaissance，20世紀20年代到經濟危機爆發這十年間美國紐約黑人聚居區哈萊姆的黑人作家所發動的一種文學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的觀點不完全與哈萊姆文藝復興運動的基調相同。他認為黑人要想提高社會地位，首先要認同自己的種族，不能自己瞧不起自己。像這部戲劇的主人公就被膚色所束縛，表現得十分自卑。以前一提到種族問題，我就只能想到黑人反抗白人的壓迫，現在從書中學到了Hurston的這種“黑人自覺主義”的觀點，對我而言這樣的觀點是非常新鮮的。
閱讀帶給我的最大樂趣就是不斷了解新的領域，不斷與新的思想碰撞。此外，在這五周的磨練中，我還發現了讀書的金鑰匙：遇到讀不懂的地方再讀一遍，邊讀邊做筆記，然后繼續往下讀。如此煎熬地讀著、讀著，慢慢地就真的把整本書讀懂了。當自己讀書讀到豁然開朗的時候，倒真舍不得合上書呢！
重思學術路
原來總看一些留學論壇，覺得那些拿到常春藤高校 offer的同學便是人生的贏家，若是拿到耶魯的，那更是登峰造極的成就。但當我真正來到耶魯，體驗這里的學術生活，我才親身感受到其中的滋味。一紙offer和幾萬美元的獎學金帶來的絕不僅僅是中了大獎般的狂喜，還有未來數年艱苦卓絕的生活。
我先從英語文學領域的學術研究談起。第一是要過語言關。我痛徹心扉地認識到，無論我們這些國際學生的英語有多好，都比不過以英語為母語的同學。我曾經自以為英語不錯，聽、說、讀、寫都沒什么問題，但真正深入到閱讀文學的層面，我才感覺到自己距離老師講的comfortable with English還有著相當巨大的、幾乎難以彌補的差距。我閱讀學術文獻的速度可能不比native speaker差多少，但一換成文學作品，無論是閱讀速度還是理解程度上，我都與他們存在非常明顯的差距。為什么會這樣呢？我覺得主要原因在于我無法深刻地了解西方的歷史、宗教，還有西方人的思維模式和價值觀。總之一句話，我不懂西方人，就像西方人不懂中國人一樣。我在另一門冷戰史課上讀了一些西方學者對于中國某些歷史事件的研究。他們依據的史實是正確的，但他們不懂中國人，他們做的只是把一些客觀史實根據自己的邏輯串聯起來(而且會依據自己的意識形態行事)，頗有穿鑿附會之感。同樣的，如果我研究英語文學，我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來跨過“隔靴搔癢”的階段。初次之外，研究英語文學是一項無比孤獨的事業。前不久我去了趟敦煌，知道了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的故事。她是上海人，北大畢業，一生扎根敦煌，一輩子都獻給了敦煌研究。她的故事令我震撼，也讓我感觸良多。雖然英語文學研究不必扎根大漠，但我覺得研究者的孤獨也是類似的。
在中國留學生中，研究英語文學的人極其小眾，更多的是遍布全美各大實驗室的理工科同胞們。我此行有幸與一些留美博士生以及立志留美讀博的同學有了一些接觸。在與他們不斷接觸的過程中，我對從事學術之路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有同學想走學術之路，特別是想赴美讀博士，我覺得一定要滿足四個條件。
第一，癡迷。癡迷不是“喜歡”，更不是“不討厭”。我看到有的同學在人人網上轉發的幾乎所有文章都與學術相關，我想如果不讓這樣的同學做研究，他/她會瘋掉的。我們英語系的一個學長申請到了康奈爾大學的比較文學博士和牛津大學的青年學者項目，成為我們中間的一個傳奇人物。他四年間讀了700本書，寫文章必引經據典，一看就是一個癡迷學術的大牛。
第二，天賦。做學術就像做奧數題，不是光勤奮就能拿得下來的。在上文學課時，我能明顯感受到和我一起上課的英國學生比我有文學天賦。以解讀艾略特的一句詩“I should have been a pair of ragged claws, scuttling across the floors of silent seas”為例。我能讀出這是把人比作螃蟹，想要表達逃離的感覺。但英國同學對文字的敏感度顯然更好，她說螃蟹爬過會有咯噠咯噠的聲音，這與幽靜的海底形成對比，更加傳達了人的孤獨之感。在英語文學這一領域，天賦意味著強大的感性思維與理性思維。感性思維不強大就沒有原材料，理性思維不強大就出不了成果，兩者缺一不可，否則就是抓耳撓腮寫不出論文的悲慘下場。
第三，淡泊。人們戲稱，學術研究——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學術研究——是“高富帥”與“白富美”才能從事的行業。如果你沒有殷實的物質基礎，那從事這個行業真是太痛苦了，要有淡泊的精神才能熬得住。此外，做學術的人要耐得住寂寞，懂得享受孤獨。我們老師說留學生活就是“房門一關，沒人理你”。當時我還覺得，這不是很正常嘛，但當我真正體會到這種滋味的時候，才認識到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孤獨。
第四，勤奮。我把勤奮放在最后是因為這是相對容易做到的。做學術不是一條“走一走、試一試”的路，我覺得要是打定心思干這個，就要抱定“不做成決不回頭”的勇氣。
對于自己是否具備以上四點，很多人可能很難回答說“是”，但卻可能很容易回答說“不是”：如果自己不夠癡迷或者缺乏天分，每個人自己肯定是很清楚的。對于為什么要讀博，有些同學給出的理由可能是“我不反感做學術，我覺得這條路我走得下去”，或者“我不喜歡和人打交道，還是做研究比較適合我”，或者“如果不讀博，我本科的東西就白學了”。但在我看來，以上種種都不是讀博的充分理由。
對于本科生要不要專注于學術，我的建議是要把“本科學術”和“終身學術”分開來考慮。本科學生總容易陷入一種極端：如果不打算終身投身學術，就一點科研的事情都不沾，這種現象在文科院系尤甚。我想，作為本科生，不論是否打算終身投身學術，都應該積極地做科研、搞研究。我相信，深厚的人文或科學素養是一輩子的財富，能沉得下心來研究學問的人將來不論是否從事學術工作，不論在哪個領域發展，都會大有作為的。
我在耶魯戰斗的五周是我一生難忘的回憶。那時我面對厚厚一大摞書愁眉不展、挑燈夜戰的情景至今還真切地浮現在眼前。這五周，我踏上了一片陌生的土地，了解了一些陌生的知識，接觸到一群陌生的人。無論多孤單、多艱難，我都沒有放棄，并因此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作者簡介：穆唯雅，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英語專業二年級本科生。清華大學領軍計劃學生，黃乾亨獎學金獲得者，曾獲得第八屆“21世紀CASIO杯”全國英語演講比賽全國半決賽一等獎、全國總決賽三等獎，2013年暑假赴美國耶魯大學參加耶魯暑期學校(Yale Summer Session)，在現代美國文學課程中取得最高成績A。
（本文選自《新東方英語》雜志2014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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