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與權力》讀書筆記范文

　　《媒體與權力》一書是詹姆斯·卡倫作品經系統梳理后的一本集子，其書名就直擊社會這一宏觀語境中媒體與權力之間千絲萬縷的連結。在通讀全書后，能清晰地捕捉到具有英國“文化研究”學術背景的學者卡倫關于媒體的“歷史——理論——實踐”這一分析路徑，字里行間上的折中式分析卻恰恰使其能夠對隱含在媒體深厚的權力運作實現更全面有力的批判，也為他所試圖倡導的民主化媒體系統運作模式創造了合法性。

　　首先，本書顯現了卡倫自身學術傳統所造就的一種折中性，這是與同領域有關專著犀利的批判風格有所差異的。當然，作者此處的折中并非單純將矛盾對立的觀點進行雜糅，而是為了揭示權力實質。從本書所體現出的核心觀點來看，毫無疑問地可將其視作傳播學批判領域的專著。其所體現出的核心主題依然是在媒體與社會這個宏觀視角下的一系列共同問題：“媒體的社會影響力”“媒體的權力結構”。“媒體的社會影響力”主要探討了媒體所擁有權力的大小及媒體如何發揮權力效用（即如何影響社會和受眾），“媒體的權力結構”則討論了是誰在真正操縱著媒體以及媒體是如何和社會中的權力階層聯系在一起的。

　　全書的三個章節分別從三個層面來剖析上述的各類問題，其中既有對自身學術傳統的嫻熟操縱，又有對與其觀點相悖的學派的深刻洞見。

　　第一章對媒介史的脈絡梳理，不同于以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為基礎的美國傳播學派，受到文化研究學派注重文本及受眾角度的接受理論影響，作者沒有簡單地用“越來越好”或者“越來越糟”這樣的字眼來描述媒體進程，而是試圖將不同版本的歷史敘事綜合起來，編織為一體，提供一個客觀而準確的媒體史版本。作者深刻地認識到，在媒體機構的背后有著強大的權力階層的操縱，而媒體被權力階層宰制的同時勢必出現抗爭，形成圍繞媒體的主控團體與抗爭團體間的博弈，包括了政府權力階層、資本主義法團及公眾等多方的競合。

　　第二章中，作者試圖去描述媒體權力是怎樣的。以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接受理論作為分水嶺進行重點描述，展現了在媒體權力問題上的兩類對抗觀點：一種是媒體宰制受眾，另一種是受眾宰制媒體。通過在社會系統中媒體只是作為中介力量存在，道破了媒體與受眾兩者都存在缺陷這一事實。浮現出的權力結構是囊括了社會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項元素的，而在這些元素間又存在著制約與被制約的權力關系。

　　第三章的重點是作者理想化的媒體系統運作模式的創建。在全面把握了媒體與權力的關系后，在確保大多數群體有發聲機會的基礎上避免媒體被少數權力群體的操縱。顯然，這種構想又一次體現了作者的學術傳統，即大眾具有能動的選擇，可通過媒體對權力階層的繞行而獲取主流意識形態之外的訊息。

　　其次，作者以客觀的態度和力求可實現性的思考角度探索了媒體與權力這一主題，重點考察了媒體的權力結構和媒體權力對社會的影響。其中，政治、經濟因素是左右媒體機構的兩種最根本的力量。

　　“經濟要素”：對于以盈利為主的媒介機構來說，經濟是其存在并運行的基礎要素。以西方國家為例，代替國家管制體系的是一種非個人的經濟力量，媒介進入市場領域具有“高門檻”，即高昂的市場準入費用，這使媒介的所有權和管制權被限制在少數精英團體的手中，而隨后出現的媒體集中化進程更是加劇了少數壟斷資本家對媒體的控制。另一方面，在這個市場化體系中運作的媒介，其主要的盈利又是來自于廣告，通過對受眾的二次販賣帶來豐厚的廣告回報，媒介對于廣告商在經濟上的依賴使其要尋求受眾的最大化。

　　從上述看到，經濟力量對媒體的作用非同小可，而經濟成為左右媒體權力的利弊也難以一言以概之。

　　一方面，以市場為導向的媒介機構在大眾市場的壓力下，傾向于生產迎合廣大受眾的產品，只有那些符合社會主流、代表社會共識的產品才能占領市場。這讓曾經高高在上的媒體親近大眾，無形中也形成了一種受眾宰制媒介的局面。

　　但換種視角看，這種經濟力量又導致媒體權力的不平衡。一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媒體造成了不同階級消費者之間的不平等；二者，經濟的導向又形成了媒介資源掌握上的不平等，媒介的占有和操作權力依然屬于少數資本家，并以此控制更多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

　　“政治要素”：從西方的媒體史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不同團體競相爭奪媒體權力，除了經濟利益之外，往往是因為媒體作為社會的一種中介，在傳遞訊息的過程中隱含了龐大的社會影響力，包括價值觀、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對于意識形態的宰制又是維護自身利益的強大力量。因而，以國家為主導的政治力量勢必通過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來維護既得利益。政治力量往往通過媒體來形成有助于其政治影響的公眾輿論。在公眾輿論的形成中作用最大的就是媒介的“議程設置”，通過議程設置來形成具有某種導向性的輿論場，而看不見的政治力量正是對媒介議程進行操作的無形手。那幺，少數的權力階級又是如何形成這種政治上的媒介權力中心的呢？往往是通過控制信息源，從而獲得媒介的話語權。從上述媒體對于社會的影響力可看到，政治力量將作為一種權力的掌舵者始終貫穿在媒介的進程中。

　　從社會功能論看，通過政治力量獲得媒體的權力能夠在大眾意見與公共利益、政府利益相沖突時，制造一種社會主流思想，形成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共識與認同，從而維護社會秩序。在和平時期，媒體通過影響受眾的態度、認知、行為，形成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共鳴，增強民族文化上的一種身份認同；在戰爭時期，媒體更是完全臣服于政治力量，在精英統治者所制造的民族、國家身份認同中，以達成民眾對于國家利益的共同維護。

　　但是，用一種批判的視角來看，政治力量在媒介運作中的介入將導致媒體的公共監督權力受到侵蝕，這使得掌握了媒體權力的少數統治階級封堵了廣大公眾的咽喉，將公眾驅逐到社會、政治議題的外圍，進而從本質上導致民主社會的分崩離析。而且，政治力量對媒體的滲透，并逐漸成為媒體機構的生產者、行銷者、消費者和控制者，將會進一步催化媒介帝國主義的產生。

　　然而，以上單一的從經濟、政治因素來認識媒介權力的形成必然是有缺失的，因為影響大眾傳媒的經濟、政治因素往往是交織在一起，共同塑造著媒介。深入媒介的本質，媒體與權力“共生”，在經濟、政治為主的社會機制多樣而復雜的作用下又反作用于社會，可以說媒體是既是一種權力的運作，更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一種工具。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全球的政治、經濟力量對媒介權力的形成及發揮作用又形成了新的議題。一方面，媒體的全球化趨勢，跨媒介集團的加速進程都使全球的媒介資源愈發積聚在少數資本主義媒介巨頭的手中，導致媒介權力集中化。文化帝國主義的討論也正揭示了在媒介全球化形勢下可能導致的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意識形態上的控制。另一方面，媒介全球化，也對媒介權力形成了更加有效的制衡效果。新的傳播技術為信息傳遞創設了四通八達的通路，促動全球信息的多向度流動，有效制約了西方國家通過媒介的權力實行文化宰制的企圖。

　　從宏觀的視角可以認識到媒介的權力是如何受到社會制度影響，以及如何發揮媒介的這種權力效用的。媒體與權力的“共生”既會成為阻礙社會民主的絆腳石，同樣也會成為公民有效行使社會民主的有力武器，關鍵在于如何運作這一擺在媒體與社會之間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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